新世紀女性作家底層“非虛構”文學思考
本文是一篇文學論文，筆者在對底層“非虛構”文學的研究過程中，筆者以新世紀以后女性作家的敘述視角為切入點，試圖從創作背景、敘述內容、女作家的性別立場、敘述策略以及價值與局限等方面對其進行總體把握，力求達到對新世紀以后女性作家筆下的底層“非虛構”文學的整體性解讀。
第一章從“虛構”到“非虛構”：女性底層文學的創作轉變
第一節“公共言說”的內在轉向
女性作家尋求在公共話語空間進行自由言說的可能在中國已有近百年的歷史，1898年出版的《女學報》就是一次女性表達自由言論的大膽嘗試，但是因原創性以及話題性的缺乏而被逐漸遺忘在公眾視野之外。隨著時代語境的變化，九十年代女性作家在自我表達上逐漸向“私人化”靠攏，女性主體意識的覺醒使女性作家們退守女性之軀，如陳染的《與往事干杯》《私人生活》、林白的《一個人的戰爭》、衛慧的《上海寶貝》等文學作品，通過最鮮明的女性標記以及最尖銳的女性姿態走進男權文化的中心地帶，以個人型的自我言說挑戰男性中心話語權威。九十年代中國進入改革開放的新時期，面臨著社會轉型的機遇與挑戰，經濟體制與社會結構的變化直接影響著人們的生活慣性，一些被掩藏的社會矛盾逐漸浮現在生活表層，如城鄉二元對立的發展差距，人們物質生活與精神世界發展的失衡，以及衍生出的各種問題都成為社會中難以忽視的存在現象。其中“底層”作為長期被遮蔽忽視的群體，在現代化的改革進程下逐漸暴露在大眾視野，劉旭認為，在當下現代性的話語空間的籠罩之下，人們的精神狀態逐漸朝著一種不正常的趨勢發展著，社會各階級的人們被“暴富”欲望所支配著，而對他人尤其是對窮人的關懷已被他們忽視，他們合法地、理所當然地表達著自己的私欲。而隨著社會矛盾的逐漸顯現，新世紀以后底層社會的民生現狀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他們不再處于無人問津的社會邊緣，而是以新的姿態走進大眾的視線中心。
（一）文學呼喚與現實關懷的連結
在現代化快速發展的當下，改革進程中的現實社會呼喚著文學的現實關懷，但九十年代的文學創作卻陷入“純文學”這一固定模式的窠臼之中。李陀指出：“當社會各個階層在復雜的社會現實面前，都在進行激烈的、充滿激情的思考的時候，90年代的大多數作家并沒有把自己的寫作介入到這些思考和激動當中，反而是陷入‘純文學’這樣一個固定的觀念里，越來越拒絕了解社會，越來越拒絕和社會以文學的方式進行互動，更不必說以文學的方式（我愿意在這里再強調一下，一定是以文學的方式）參與當前的社會變革。”作家鐵凝在2006年當選中國作協主席時明確指出中國的“作家供養制度”在一定時間內難以取消，而似乎最大的受益者直指以創作“純文學”為主的作家們，這一供養制度為作家的生活提供了較為全面的生活保障。簽約制的作家們在書寫過程中將精英意識訴諸于自己的創作理念中，側重于表達自我的內心體驗以及抒發內心情感，以一定的美學追求和審美體驗表達自己對文學的活力與熱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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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行動介入的敏銳與活力
結構模式化、內容苦難化的固定寫作模式以及女性作家遺留下的與男權文化對峙的創作心態使九十年代女性底層文學逐漸走向衰落，女性作家以知識分子的心態俯視底層社會，以“純文學”的固有觀念游離于底層社會現實之外，在對自我世界的認知中構造眼中的“底層世界”。在寫作策略上，南帆指出當下作家們企圖用文學表述底層現實經驗，然而知識分子的身份阻斷著他們的進入，使他們難以使用底層所熟悉的語言形式呈現真實的底層世界。在寫作心態上，王曉華認為作家們在有意識地表述底層、為底層說話之際，他們就已經將自已與底層劃分到不同的等級陣營，在表述中流露出某種不自覺地“優越感”。所以作家們試圖以同情、悲觀的態度書寫想象中的底層世界，以主觀性的情感體驗表達對底層社會的憐憫。而這種缺乏個人經驗、憑借自我認知來書寫極致苦難化的社會現實的文學現象引起學者質疑。洪志綱指出這是一種簡單的二元對立的思維，“我之所以認為很多底層寫作的作家陷入到一種對苦難的迷戀性怪圈之中，就在于他們筆下的苦難常常處在一種與文明對視的惡境之中。在那里，我們既看不到人類基本的倫理操守，又看不到現代文明的變革前景。很多作品，甚至以顛覆日常生活價值觀念為代價，來演繹苦難的生存景象，放大不幸的生活處境。”女性作家將苦難包裝成精致的文學商品待價而沽，逐漸偏離底層“非虛構”文學的創作標準。直到新世紀以后文學語境的開放與多元以及2010年《人民文學》對“非虛構”專欄設立的明確性文學表達，終于為女性作家的底層“非虛構”文學帶來全新的生機與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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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苦難”與“溫情”：女性作家的底層“非虛構”生存圖景
第一節生態潰敗與精神根坻：“農村問題”與“城市邊緣”的苦難展現
隨著中國經濟的迅猛發展，諸多社會問題逐漸顯現，關注民生且積極地尋求解決問題的有效方法成為全社會應該共同面對的問題。新世紀以后“非虛構”寫作的興起為作家們提供了一條有效的文學途徑，女性作家也從私人化的寫作模式轉向公共話語空間書寫，以個性化的行動方式走進底層世界，將底層生活的真實面貌呈現在大眾視野。底層“非虛構”文學將關注點放在農村與進城打工的農民工身上，他們以真實的姿態存在于女性作家的敘述文本之中，其中“苦難”成為他們生存的代名詞之一，在女性作家的底層“非虛構”作品中，底層人民的苦難境況隨處可見，筆者分別從農村與城市兩個敘述空間對女性作家筆下苦難的底層生活圖景進行解讀。
（一）激蕩中的中國農村問題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隨著中國改革開放進入新階段，中國農村面臨著社會轉型以及走向現代化建設道路的問題。但是隨著城鄉差距逐漸拉大，農村勞動力大量流失，一系列問題也逐漸暴露，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女性作家們將目光轉向激蕩中的中國農村，以女性敏銳的行動力走進底層，以作家的“在場”將底層真實生活暴露在大眾視野。
1.“留守兒童”的生存困境
城市農民工問題成為上個世紀末的社會熱點，而衍生出來的農村“留守兒童”問題開始進入大眾視野。作為農村的主要勞動力，農村青年的去留直接影響著農村的生存命運，城市化的發展推動著他們進城打工，一系列的問題也逐漸浮現：父母離異、家庭重組、教育安全、心理健康等，它們直接影響著兒童價值觀的形成。女性作家將知識分子的理性與女性本身的柔和融合在一起，將視角投向農村中這一孤獨的留守群體，將他們的生存境況以真實的筆觸暴露在社會大眾的視野當中，在現實呈現的基礎之上體現她們的人文關懷以及社會責任感。女性作家以個體生命的呈現方式書寫他們的生存困境以及精神困惑，力圖讓農村“留守兒童”這一群體浮出地表，得到社會的廣泛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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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異化”與“張揚”：田園鄉愁與生命意識的雙重變奏
“非虛構”文學的興起使女性作家將廣闊的視野投射到復雜多變的現實社會，以自身的經驗為基礎，呈現真實的底層。作為與底層社會有著密切關聯的女性作家，她們將自身對底層的關懷傾注于“非虛構”文本中，而生活的多樣性為女性作家的底層“非虛構”文學寫作提供更加豐富的素材，她們力求將真實、全面的底層現實呈現于大眾視野。底層生活除卻苦難的一面，日常化的溫情流露也出現在女性作家的文本之中，作家以獨特的女性經驗帶領讀者走進底層人民的日常生活，在文本中滲透進作者的社會情懷，帶給讀者深刻的閱讀審美體驗。
（一）田園鄉愁的躊躇迷茫
從古至今，“鄉愁”一直以獨立的姿態存在于文學世界之中，在當代語境中，它又以全新的面貌佇立于女性作家架構的底層“非虛構”文本之下。在底層“非虛構”文學中，男性作家通常以過于理性、客觀的態度書寫底層社會，如蕭相風在《詞典：南方工業生活》中以冰冷的詞典書寫模式對工廠生活進行敘述，慕容雪村在《中國少了一味藥》中深入傳銷組織內部，掌握這一團伙組織的基本情況，協助公安機關進行抓捕，對傳銷組織進行詳細描繪，將其危害性以及應對策略進行紀實性的文本書寫。而女性作家在社會經驗的基礎之上將女性的情感體驗摻雜其中，與筆下的底層女性一起參與女性場域的情感共鳴。在現代化的快速發展之下，農村以一種“滿目瘡痍”的面貌呈現在大眾視野，女性作家將關注投射到這一現狀之上，試圖在對家鄉的敘述中尋求精神共鳴。
何為鄉愁？吳興明認為“鄉愁是在社會世界、自然時空和情感世界相互融合之有機狀態下產生的一種情懷，一種海德格爾所說的‘居家’的在世狀態——青磚碧瓦、父母親人、山水田園、故人鄉音，他們與你兒時的生命親歷融為一體，構成揮之難去的記憶，……那是伴隨你一生的永恒的召喚，是在漫長的農耕時代里，幾乎所有的民族子弟都念茲在茲、回望無盡的家園”。而在當下女性作家筆下的“鄉愁”則呈現出一種異化的狀態。梁鴻與黃燈作為“返鄉”書寫的代表，她們將個人底層生活經驗融入筆下的女性場域中，在敘述與聆聽的同時與底層女性共同訴說家鄉那異化的鄉愁，鄉愁不僅只是作家的表達，農村女性也在以自己的方式暴露鄉愁異化后的“哀怨”。梁鴻在“梁莊系列”中對“鄉愁”的敘述由“她”與梁莊的“受訪者”共同完成。城鄉結構的二元對立使農村主要勞動力流失，大量勞動力進城打工，以往的家庭勞作模式被打破，留守女性、兒童成為農村的主要成員構成。在“廢墟”中，梁鴻認不出過往家園的原貌，以往，門口棗樹“那‘嘩啦啦’棗子落地蹦跳的聲音，那滿筐紅色的、飽滿的棗子，讓人充滿了無限的喜悅、滿足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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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女性作家底層“非虛構”文學的性別呈現
第一節女性聲音與權力的彰顯：性別視角下的底層女性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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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個體意識與社會體驗：女性作家的生命經驗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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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女性作家底層“非虛構”文學的敘述策略
第一節本真性·集體性·主觀性：柔和的敘述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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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碎片化”組織與“跨文體”表達：交織的敘述文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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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女性作家底層“非虛構”文學的價值與局限
第一節女性作家底層“非虛構”文學的價值意義
文學論文參考
新世紀以來，“非虛構”寫作隨著主流文學雜志和媒體網絡的推崇，以強勁的活力姿態出現在大眾視野，女性作家憑借自我女性經驗和社會經驗的融合，選取底層社會這一特殊場域作為自己的書寫對象，其敏銳的視角、嚴謹的態度、獨特的社會情懷表達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為當代文學的發展提供了新的文學可能，具有一定的價值意義。
（一）多維度的話語體系建構
英國女作家弗吉尼婭·沃爾夫在《一間自己的屋子》中指出：“在我們之中每個人都有兩個力量支配一切，一個男性的力量，一個女性的力量。最正常，最適意的境況就是在這兩個力量在一起和諧地生活，精神合作的時候。”①以男性話語為中心的寫作模式在九十年代以后逐漸走向瓦解，女性作家力圖打破固有的寫作模式來爭奪文學話語權。“非虛構”文學的興起為女性作家突破單一性的創作空間提供文學動力，促使她們將目光轉向社會現實生活，以女性獨有的敏感與嚴謹的態度結合“非虛構”要求的“行動”與“在場”，以底層世界作為自己的文學對象，讓文學介入現實。在寫作過程中，女性作家摒棄以往對狹隘、偏執的內心世界的剖析，主動消除與男性場域的隔膜，建構多元化的公共話語空間，從多個維度關注底層人生，書寫社會現實。
結合上個世紀的女性文學的發展，我們不難看出其在每個時代都展現著區別于男性文學的女性魅力，但是究其本源，似乎女性文學一直與家國命運亦或是個體成長等時代主題聯系在一起，而新世紀以后隨著現實對文學關懷的召喚，女性作家又將自身的個體經驗融入公共話語空間，建構多維度的話語體系，從而實現對底層的全方位關懷。“關注民生問題”以及“書寫底層人民的日常生活”成為女性作家關注的重點方向，也是她們走向底層“非虛構”寫作的重要標志之一。如阮梅在《世紀之痛：中國農村留守兒童調查》中從多個維度對農村留守兒童問題進行理性分析和深層思考，以一個個真實的案例，將農民工問題、農村教育問題、兒童社會保障問題、未成年人成長環境問題等暴露在大眾視野，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喬葉在《拆樓記》、《蓋樓記》中圍繞土地分配與收益展開，將農民與政府以及農民之間的博弈真實地擺放在明面。文本中，喬葉一改以往農民與政府的固有模式化形象，將農民貪圖利益而自私、貪婪的劣性以參與者的形式展現出來，基層政府官員不再是冷漠、強悍的固定形象，而是在與拆遷戶的博弈中處于妥協的位置，被學者指認為是“拆解農民的欲望，還原政府官員的本相”。他們愿意在維護自己仕途的道路上滿足拆遷戶一切不合理的要求，也能夠站在拆遷戶的立場上思考問題。喬葉將他們人性化的一面展現在大眾眼前。
第二節女性作家底層“非虛構”文學的創作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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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非虛構”的出現為當下的文學發展提供了一條新的路徑，順應著時代的現實呼喚，將旺盛的文學生命力注入當代文學的內里，以行動力與介入力迎合大眾的閱讀期待。女性寫作從九十年代激進的私人化寫作模式中脫離，擺脫了對底層寫作的想象建構，在新世紀之初以全新的姿態走向廣闊的話語空間，以敏銳與嚴謹的態度融入“非虛構”文學的寫作模式之中。“底層”作為女性作家行動介入的選擇目標并非偶然，作為被遮蔽忽視的群體，底層的被挖掘與大眾媒體文化以及消費主義的流行息息相關，與商業化的快速發展、意識形態的泛化和中國經濟階層的逐漸分化有著密切的關系。新世紀以后女性作家對底層現實的“重返”不僅是對當下社會關懷的回應，更是對以往“純文學”書寫模式的反思以及對未來文學發展的展望。
新世紀以后以女性作家林白為代表，實現了女性底層文學從“虛構”到“非虛構”的跨越，女性作家將私人經驗融入到廣闊的公共話語空間，踐行“行動”與“寫實”的文學指向，對底層“非虛構”文學進行了文學與現實的密切融合，通過對敘述過程的干預將文化價值觀念融入自己的文本之中，實現對底層社會的現實關懷。女性作家對底層生存圖景的全方位展現打破了以往文學史中大眾對底層的固有印象，女性作家們不再延續“泛苦難化”的單一敘述模式，而是以一種辯證性的思維探尋底層蘊含的內在生命力，從多個側面剖析底層的內在肌理。女性作家試圖從個人型的自我言說向集體型的公共言說靠攏，以理性、客觀的態度書寫底層現實，但是卻忽視了其性別立場的干預，社會性別意識在女性作家的底層“非虛構”文本中或隱或現地存在著，對女性“非虛構”文學的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女性作家在進行文本創作的過程中所運用的敘述策略為當下底層“非虛構”文學的書寫提供了新的研究視點，筆者從語言、文體、視角、敘述人等方面進行總結，試圖對新世紀以后女性作家筆下的底層“非虛構”文學進行較為系統的研究。
參考文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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