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文學論文，論文在探究抗戰時期延安報告文學嬗變這一問題的同時，發現了一些有待于繼續研究和探討的問題：抗戰時期延安報告文學的轉向歷程，其所容納的文化價值與意義遠大于其形式本體發展的意義。
第一章文學突進現實：“延安文藝方向”確立前的延安報告文學
第一節延安報告文學與現代期刊編輯體制

文學論文參考

1937—1942年期間，經過一批文化人的不斷努力，延安及陜甘寧邊區創辦了一批文藝刊物，如《文藝突擊》《大眾文藝》《文藝戰線》《中國文化》《文藝月報》《草葉》《谷雨》《中國文藝》《中國青年》《中國婦女》《中國工人》《八路軍軍政雜志》《解放》等，更有《新中華報》《解放日報》《邊區群眾報》等，它們擔負著起延安文藝建設的大部分任務。在延安文藝體系中，現代傳媒期刊通過“征稿啟事”“版面安排”“編后記”等不同板塊，從征稿、組稿、版面設置等方面，借助現代期刊傳媒的運行機制，發動文學主體的報告文學創作，以現代期刊傳媒營構的公共話語平臺，推動延安報告文學的發展。其中一部分刊物如《文藝戰線》《中國文化》《中國婦女》《八路軍軍政雜志》等，還設置了“通訊”“報告”等專欄刊發了大量報告文學相關作品。（抗戰時期延安報告文學在延安現代期刊傳媒的創作發表情況詳見附錄）
一、“征稿”與“編后記”的力量推動
現代期刊傳媒的“征稿”和“編后記”，不僅體現著刊物的編輯方針、思路，也對刊物的路線走向、群體面向等起著規范作用，延安文藝現代期刊的“征稿”和“編后記”極大地推動了報告文學在延安的發展。譬如：
邊區文化救亡協會刊刊登的啟事：
征稿：凡文化方面的文章及詩歌、速寫、報告、短篇小說等都歡迎《文藝突擊》的稿約，在創作上的要求為：小說，戲劇，報告，詩歌，通訊，木刻，歌曲等《大眾文藝》的“歡迎投稿”：創作：小說、詩歌、報告、劇本、歌曲、雜文、通訊、木刻等《大眾習作》稿約：除了詩歌、小說、報告、通訊之外，我們歡迎寫作經驗一類的稿子《谷雨》的“征稿啟事”：本刊歡迎各種文藝作品，如小說、詩與散文、報告文學、速寫、戲劇和文學理論等。
................................
第二節創作與組織制度：文學地報告現實活動
一、群眾性創作活動與報告文學創作自覺
延安文化機構、文藝組織、文化人等仿照“中國的一日”活動形式，發起過多次集體性征文活動，如“二萬五千里”“我怎樣到陜北”“陜公生活”“五月的延安”“三千六百日”等等，力圖在群眾性文學活動的開展中，為“抗戰建國”提供堅實的話語支撐與群眾基礎，促進民眾的民族意識覺醒、激發民族情感、調動群眾力量，為延安文藝建設注入旺盛的生命力，并發展新的文學力量，促進延安文藝的發展。
在部分文學史和研究論文中，這些群眾性文學活動被表述為“報告文學征文活動”，筆者認為這種表達并不恰當。將考察的視野放諸延安文藝集體創作活動的發生現場，就會發現這些表述的問題在于過分強調報告文學在這些集體性征文活動中的角色，而將集體性征文活動的目的和意義“人為窄化”，并進行“有意的誤讀”模糊了文學現場的本然面目。筆者將通過史料梳理與文本分析，回歸“五月的延安”和“創作生產委員會”的歷史現場，展開延安文藝集體性創作活動與報告文學之間關系的討論。
1938年由陜甘寧邊區文化界救亡協會發起的“五月的延安”的征文活動，無論是從內容要求還是組織方式都借鑒了茅盾等人“中國一日”征文活動的經驗。此次征文活動的主題為“為了紀念這五月，現在我們發起一個集體創作：‘五月的延安——最有意義的一天’”；時間選擇的范圍更廣“在五月里，從一日——三十日中間隨便你選擇一天”，而“延安”的地域限定使此次征文活動帶有了特殊的規定性與意指，因為“延安是發動抗戰力量的中心”；面向群體為“我們要求延安每一個角落里的群眾都來參加這創作的工作”；
..............................
第二章現實改造文學：“延安文藝方向”確立后的延安報告文學
第一節關于“延安文藝方向”不同視角的回應
1942年—1945年期間延安報告文學持續發展，1944年趙超構與丁玲的交談中，丁玲就曾提到“就各部門文藝比較其成績，是戲劇第一，通訊報告，速寫一類的作品次之，長篇小說最落后。至于詩歌，則還在尋求出路之中”，文藝發展新方向對文學力量、文學資源的統合、調動，既整合、制導著延安文學現場，又建構起新的文藝秩序。在新的文藝政策、文藝發展方向以及文學路徑的規范引導下，延安報告文學再次呈現出興盛之勢。
一、《草葉》《谷雨》的響應策略與表現
延安文藝座談會結束后，《草葉》與《谷雨》迅疾對座談會上所提出的“延安文藝方向”做出回應，在編輯體制與實際刊發等方面做出反思并立即調整，報告文學在《草葉》與《谷雨》上的比重與整體面貌隨之出現結構性調整。
1942年5月30日，毛澤東親自到魯藝宣講文藝座談會精神，再度強調“文藝為工農兵服務”“深入群眾、深入生活”、從“小魯藝”到大“魯藝”等問題。1942年6月14日，草葉社在魯藝文藝俱樂部召開各部負責人、各系學習班長及各作者的座談會，接著，當晚召開編委會，擬定新的編輯方針。作為編委之一的嚴文井，對前四期所刊發的文章進行總結，他認為《草葉》上的創作還不令人滿意的原因“主要的還是由于我們的作者寫到的東西少，接觸到的生活還是狹小。他們多以知識分子作為自己作品中的主角，那少數不以知識分子為主角的作品又多從一個知識分子的觀點來寫”，他對《草葉》的趣味、態度、立場等加以反思，并聲明“它（指《草葉》）某種程度的脫離了實際。它不適合于廣大的群眾的最迫切的需要”，進而對刊物的發展提出“要使它不再限制于一種成績展覽的性質而有意識的去服務于戰爭和革命”，積極響應“工農兵方向”，著眼于廣大群眾的現實需要，參與到抗戰與革命中。在編輯具體方針上，對來稿的文學形式他提出“不僅限于小說、詩歌、散文，而且還希望報告、通訊、速寫、故事、獨幕劇，等等”。這表明，在“延安文藝方向”規約下，報告文學因其與工農兵群眾的內在聯系及文體特性，成為知識分子走向工農兵群眾的重要媒介，它不僅是現代期刊傳媒呼應“延安文藝方向”的重要載體，也成為知識分子積極投身到戰爭、革命及延安文藝建設的文藝“武器”之一。
..............................
第二節《解放日報》改版與延安報告文學的互動共生
自1941年5月16日創刊起，《解放日報》為抗戰時期延安報告文學的發展提供了另一重話語陣地。經過“文藝界整風”，延安的文學力量、文藝隊伍、文學資源的整合與重組，《解放日報》成為“延安文藝方向”確立后延安報告文學的主要話語平臺。《解放日報》的改版過程中，就其文藝版面的整體構成而言，報告文學無論是從編輯體制，還是創作實踐等方面都有著顯著的變化。以《解放日報》為切入點，更能直接揭示“延安文藝方向”確立后延安報告文學的發展脈絡，《解放日報》與延安報告文學的互動共生，映照出延安報告文學在對寫作者的組織發動、生產機制、寫作機制等層面的轉變，在文學想象的轉向過程中映現出延安文藝與現實、與政治的關系的進一步拓展。
一、延安報告文學嬗變與《解放日報》改版
1941年5月16日《解放日報》創刊到1941年9月15日創立“文藝欄”這段時間，《解放日報》基本保持著每天刊發1篇文藝類作品的頻次，創刊號發表愛倫堡的報告文學《另一個法國》，刊發在2版靠左的位置，且連載三天。以此為始，到《解放日報》設置“文藝欄”前的這段時間，《解放日報》共發表10篇報告文學類文章，其中6篇為外國報告文學作品或是表現外國相關內容的報告文學作品（詳見附錄）。
1941年9月16日，“文藝欄”正式創刊，并在《解放日報》第4版的下半版獲得了固定的版面位置，改版前的“文藝”（1941.9.16—1942.3.31）共發表報告文學8篇（詳見附錄）。此時的“文藝欄”在編輯層面對報告文學不夠重視，“因為博古同志一再強調我們不搞《輕騎隊》，所以文藝欄在開始一段就只登小說、詩、翻譯作品，報告文學都登的很少”，編輯們認為報告文學與“文藝欄”的整體定位并不十分符合，所以對報告文學刊登得較少。此外，報告文學登得少還與延安地區的交通限制有關，丁玲曾經寫到“而短小的報告速寫之類的又因交通的關系，收不到很多稿子”，落后的交通條件加劇了報告文學生產與傳播的不便，但最主要的還是這一時期文藝在寬松、自由的文化氛圍中形成的“為藝術而藝術”“就文學論文學”的態度立場與文學發展觀念，導致文化人對報告文學認識的“降級”及創作的“有意忽視”。
.......................
第三章抗戰時期延安報告文學嬗變的原因
第一節文化人之于報告文學的態度轉變

..............................
第二節“深入生活”與“新寫作作風”

.......................................

結語....................................82
第四章抗戰時期延安報告文學嬗變的價值與局限
第一節文學史價值與現實意義
一、“召喚—動員”機制下現實意義與文學價值的統一

文學論文怎么寫

報告文學以社會中明確固定的事件、人物，即給定對象的確定性為表述內核，并與現實需求密切結合，強調宣傳動員實際的效用與實際的社會意義，報告文學以“經驗的世界”到“現實的世界”的創作實踐，回應不同主體的“召喚”。報告文學“動員”意義的實現，需要讀者更深層次的參與，除了現實活動的發動，不同主體在文學創作上的參與，也是報告文學意義現實化與價值生成的重要組成。故抗戰時期文化人與民眾在報告文學的“召喚—動員”機制中的角色定位具有雙重性，報告文學由文學表達形式到介入現實的策略性手段的轉變過程，使得文藝與現實建立起的新的具有社會廣泛性與現實指向性、針對性的關系。切實的現實指涉性促使報告文學的“召喚與動員”不滿足于停留在文本層面，更通過將接受主體轉化成為創作主體，實現“召喚—動員”機制內主體身份上的轉換，深化不同群體間的交流對話。同時，民眾身份的變化使其在文學系統內的參與，不再只停留在“傳播—接受”層面，而是介入到文本生產的過程，并由此推進報告文學生產機制、寫作機制等的轉變。
報告文學的“工具性”條件優勢與“召喚—動員”機制在現實指涉的高度一致性，使報告文學在戰時脫穎而出，“我們的抗日解放斗爭，正是在急劇變化，激烈斗爭的時候，報告文學立刻成為了最適合，最廣泛的被使用著的形式了”。抗戰救亡的時代主題與要求，對不同社會群體發出迫切的號召，不同創作主體的報告文學創作積極回應戰爭對文藝提出的現實性面向要求，動員全民參與抗戰，在報告文學所凝成的文學想象中，促進文藝領域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推進文藝秩序的的發展建構。

二、現實的更生：從延安文學到“十七年”文學
..................................
結語
本論文以抗戰時期延安報告文學的嬗變為切入點，集中討論抗戰時期延安報告文學嬗變前后的歷史現場、嬗變原因、嬗變價值與局限幾個問題。為達成這一研究目標，筆者全面搜集、梳理、閱讀延安現代文學期刊如《文藝突擊》《文藝戰線》《大眾文藝》《草葉》《谷雨》《中國工人》《中國婦女》《中國青年》《八路軍軍政雜志》《解放》等，以及《新華日報》《解放日報》等報刊，整體還原對延安報告文學的創作發表概況；在此基礎上，結合《延安文藝大系》《延安文藝叢書》《紅色檔案》等系列書系，及相關研究中提到的關聯史料，進一步擴充搜尋史料的范圍，爬梳、搜尋與延安報告文學相關的資料和作品，通過查閱、篩撿全面抗戰時期1937-1945年延安現代期刊及報紙上登載的報告文學作品，梳理出抗戰時期延安報告文學主要存目的附錄，明晰延安報告文學創作的規模，及其在延安現代期刊傳媒領域的總體面貌；在全面搜集、整理相關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廣泛閱讀與選題相關的學術論文與研究著作，明確論文的寫作思路、研究框架、研究的重難點、對史料的辨析與收放，最終寫成本篇論文。
延安文藝的歷史性轉向是全面而深刻的，無論是小說、新詩，還是戲劇、雜文，延安報告文學的嬗變因其文學形式的特質而更具代表性，其嬗變的歷程凝聚著延安文藝在“延安文藝方向”確立后嬗變的縮影。
抗戰時期延安報告文學上承30年代左翼文學傳統與話語資源，并以“延安文藝方向”接續起40年代戰時文學及“十七年文學”的文學史脈絡，在“革命中國”，它始終保持對社會現實發展的高度關注的文學精神，把握時代精神與歷史趨勢的文體意識，以“文學性”與“新聞性”并存的特質、高度的社會責任感、現代理性及人文關懷，建立文學與社會的互動對話，深化文藝與現實、文藝與政治的關系，并以“戰斗性”的文體定位形成的文體傳統，借助“戰爭文化心理”②進入到當代文學的表達與血脈里。
參考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