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法律論文，本文從家事糾紛調解前置程序的內涵和特征出發，總結和分析了我國家事糾紛調解前置程序的實踐探索和運行困境，在此基礎上，結合我國家事改革實踐和國情，借鑒域外國家和地區的成功經驗，提出了家事糾紛調解前置程序的具體優化路徑。
第一章家事糾紛調解前置程序概述
第一節家事糾紛與調解前置程序
要對家事糾紛調解前置程序進行研究，首先要正確理解和把握家事糾紛與調解前置程序的內涵與特征。
一、家事糾紛的內涵與特征
（一）家事糾紛的內涵
迄今為止，學界對于家事糾紛的內涵暫未達成統一共識。陳愛武教授表示：“家事糾紛是以身份關系為中心點，并且與婚姻家庭關系相聯系，涵蓋婚姻、親權、監護、撫養、繼承等案件”。湯鳴教授指出：“家事糾紛是以婚姻家庭關系為基礎的紛爭，涉及人身關系和財產關系的調整”。可以看出，上述學者通過概括、列舉的方式對家事糾紛的內涵予以界定，在家事糾紛的涵蓋范圍上存在不同理解。在國家轉型的背景下，許多新型家事糾紛層出不窮，家事糾紛的范圍隨之擴大。例如非法代孕所生子女的親子關系糾紛，這一類糾紛顯然未被上述觀點容納。從現有規定來看，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家事試點意見》采取“廣義說”，將家事案件定義為“確定身份關系的案件及基于身份關系而產生的家庭糾紛”，該規定較為全面地涵蓋了家事糾紛的內涵與外延。
本文認為，家事糾紛是指當事人之間基于特定的關系（如婚姻、血緣、同居）而產生的民事糾紛，包括婚姻、親子、收養、贍養、撫養、繼承和分家析產、同居關系、子女監護與探望權等糾紛。具體而言，應具備以下要素：第一，家事糾紛的主體包括配偶、血親和姻親，還應包括同居關系糾紛、非法代孕所生子女的親子關系糾紛的當事人等。第二，家事糾紛的性質是民事糾紛，不是行政糾紛、經濟糾紛。第三，家事糾紛具有人身屬性與財產屬性，其中人身屬性是核心內容，財產屬性以人身屬性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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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家事糾紛調解程序前置的必要性
一、是實現“訴源治理”的需要
隨著社會結構的變遷，我國家事糾紛日益增多，呈現數量大、種類雜、矛盾尖銳、涉及利益主體多樣等多重特征。有限的司法資源難以應對紛繁復雜的家事糾紛，亦不能滿足當前民眾對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需求。在此種情況下，國家試圖調整以“訴訟為中心”的治理理念，通過訴源治理的方式來實現家事糾紛的源頭預防與化解，從而維護婚姻家庭的和諧與穩定，實現家事案件訴前分流，減輕司法負擔。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國國情決定了我們不能成為訴訟大國，法治建設既要抓末端、治已病，更要抓前端、治未病”。因此，在家事糾紛處理上，采取調解前置的方式，不僅可以從源頭上解決家事糾紛，而且符合世界adr運動的發展趨勢，同時也是立足我國國情和優勢，健全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客觀需要。
第一，作為實現訴源治理的一種手段，家事糾紛調解程序前置為當事人增加了一條權利救濟途徑，有利于促使當事人從情緒對立逐漸走向對話協商，從關注自身利益走向關注未成年子女利益，以彼此間的沖突為契機，找尋雙方的共同利益，實現糾紛的和平解決。家事糾紛調解前置程序所秉承的救治婚姻家庭、避免親屬關系惡化、保護婦女、兒童和老人等弱勢群體的利益、實現家庭關系的實質正義、管控矛盾和危機、和平解決糾紛以及杜絕惡性事件的發生等價值理念，與訴源治理實現糾紛的源頭預防和化解的目標是一致的。
第二，家事糾紛自身的特點決定適宜通過調解的方式來解決，而調解前置程序賦予當事人適用調解程序的機會。對于當事人而言，調解前置程序為糾紛當事人和平化解糾紛創造了和諧融洽的環境，使沖突雙方通過自我協商方式達成協議，和平化解糾紛。對法院而言，調解前置程序可以對家事糾紛進行訴前分流，使得部分家事糾紛無需進入審判程序，通過調解方式將糾紛化解在登記立案之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減輕法院的工作負擔，有利于實現糾紛的源頭預防與化解，這與訴源治理將矛盾糾紛化解在萌芽狀態、解決在基層的價值追求是一致的。故而，在家事糾紛領域實行調解前置程序是實現訴源治理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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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家事糾紛調解前置程序的實踐探索
第一節啟動方式
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家事改革意見》第9條規定，家事糾紛調解前置程序的啟動方式有兩種，即當事人申請調解和法院依職權委派調解。前者是當事人在立案登記前主動提出調解的申請，后者是在當事人未提出調解申請但法院認為有必要予以調解時，可以依職權啟動訴前調解程序。
一、當事人申請調解
當事人申請調解是指對于適宜調解的家事糾紛，在法院登記立案前，經當事人申請，法院可以委派特邀調解組織或者特邀調解員調解。從《家事改革意見》第9條規定來看，家事糾紛調解前置程序可以依當事人申請啟動。以此為據，一些試點法院在相關規范中，將當事人申請調解明確規定為家事糾紛調解前置程序的啟動方式。如2017年四川省資陽市安岳縣人民法院發布的《家事審判指導意見》第27條1規定，對于家事案件的調解，可以依據當事人的申請而啟動。2018年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發布的《廣東法院審理離婚案件程序指引》第3條2規定，對于離婚糾紛，在法院登記立案前，未經調解的，人民法院不得進行裁判，但當事人堅持不愿調解的除外。2019年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發布的《關于進一步深化家事審判方式和工作機制改革的實施辦法（試行）》第29條3規定，離婚糾紛在登記立案前應當先進行調解，當事人堅持不愿調解，應當登記立案。2019年云南省高級人民法院發布的《云南法院家事案件審理規程》第11條1指出，人民法院審理家事案件，原則上進行訴前調解。2020年1月湛江市霞山區人民法院發布的《湛江市霞山區人民法院訴調對接工作操作規程（試行）》第2條2規定，對適宜調解的家事案件，在征得當事人同意的前提下，法院登記立案前委派給特邀調解組織或者特邀調解員依法進行調解。
綜上可知，在家事糾紛調解前置程序啟動方式上，仍多以尊重當事人意愿為前提，將當事人自愿申請調解規定為家事糾紛調解前置程序的主要啟動方式。主要是受調解自愿原則的約束，無論是最高人民法院的規定，還是試點法院的規定，都不敢貿然突破這一原則，面對當事人明確表示不同意采取調解前置的方式解決家事糾紛時，法院只能尊重當事人的意愿，不會強制啟動家事糾紛調解前置程序。當事人自愿申請調解的啟動方式遵循了調解自愿原則，尊重了當事人的程序選擇權，可以確保當事人自由表達自己的真實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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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案件范圍
從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家事改革意見》第9條的規定來看，家事糾紛調解前置程序的啟動方式不同，案件范圍也有所差異，可以根據啟動方式的不同，將家事糾紛調解前置程序的案件范圍劃分為當事人申請調解的案件范圍和法院依職權委派調解的案件范圍。
一、當事人申請調解的案件范圍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家事改革意見》第9條規定，如果要依當事人申請的方式啟動家事糾紛調解前置程序，需要滿足以下三個條件：一是屬于適宜調解的家事糾紛；二是在法院立案登記前；三是經當事人同意。在這三個條件中，“屬于適宜調解的家事糾紛”即對案件范圍的具體規定。換言之，只要是“適宜調解的家事糾紛”，都屬于依當事人申請調解的案件范圍。
以此為據，試點法院結合自身家事審判經驗，通過發布規范文件的方式，對當事人申請調解的案件范圍進行了探索。

以上法院通過“正面列舉”方式規定了當事人可以申請調解的部分家事案件的范圍，與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家事改革意見》第9條的規定相比，有些地方法院拓展了當事人申請調解的案件范圍。如2018年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發布的《家事案件審理規程（試行）》在《家事改革意見》第9條的基礎上，增加了涉及嚴重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權益行為的和其他不宜適用訴前調解的情形。2020年長治市上黨區人民法院發布的《家事審判方式及工作機制改革實施方案（試行）》將《家事改革意見》第9條規定的情形拆分為（一）當事人情緒或者心理受到嚴重困擾，無法正常發表意見；（二）情況緊急需要盡快啟動有關訴訟程序的案件兩種情形，并在此基礎上又增加了4種當事人可以申請調解的情形。也有些試點法院遵循了最高人民法院的規定，如福建省將樂縣法院完全繼承了《家事改革意見》對當事人申請調解案件范圍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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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家事糾紛調解前置程序的運行困境
第一節法院依職權委派調解的條件不明
一、“適宜調解的糾紛”范圍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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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否“有必要調解的”標準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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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家事糾紛調解前置程序的路徑探尋
第一節明確法院依職權委派調解的條件
基于前文分析，要明確法院依職權委派調解的條件，最為關鍵性的問題是要明確“適宜調解的糾紛”范圍和“有必要調解”的標準。
一、厘清“適宜調解的糾紛”范圍
本部分在明確家事糾紛調解前置程序的案件范圍時，主要從“適宜調解前置的家事糾紛”和“不適宜調解前置的家事糾紛”兩個方面進行討論。理由是，一是根據《家事改革意見》第9條的規定，無論是當事人申請調解的案件范圍，抑或是法院依職權委派調解的案件范圍，適用的前提條件須為“適宜調解的糾紛”；二是根據現有規范，無論是當事人自愿申請調解，還是將家事糾紛直接起訴到法院，立案庭法官在收到當事人的申請調解材料或起訴材料后，會對糾紛進行審查，如果屬于適宜調解的家事糾紛，才會交由調解機構進行調解，如果不屬于，則會將申請調解材料退還當事人或者依法登記立案。可以看出，也是以糾紛是否適宜調解為判斷依據。故而，采取未窮盡式列舉和反向排除的方式，從“適宜調解前置的家事糾紛”和“不適宜調解前置的家事糾紛”兩個角度，對家事糾紛調解前置程序的案件范圍予以明確。本章第二節以專節形式，對案件范圍進行了闡述，在此不再贅述。

二、明晰“有必要調解”的標準
“法院認為有必要調解”是法院依職權委派調解的另一個適用條件，其實質是法官自由裁量權的體現。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家事改革意見》第9條并未對“法院認為有必要調解”作出具體明確的規定，使得法官在實踐中缺乏參照的標準。一方面，如果對“有必要調解”的標準把握的太窄，可能會使部分“適宜調解”的家事糾紛進入到訴訟程序，如此一來，調解前置程序分流家事案件、減輕法院負擔的功能就無法最大化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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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家事糾紛是親人之間的紛爭，雖然以權利訴求為外在表現形式，但本質是親屬間的情感沖突。所以，處理家事糾紛的本質應該著眼于未來人際關系的維系，追求未來的“事了人和”，而不是當下的“案結事了”。家事糾紛存在特殊性，適宜采取靈活性和非對抗性的糾紛解決方式，家事糾紛調解前置程序賦予當事人通過“調解優先”的方式解決糾紛，讓當事人得以在理性、弱對抗的環境下開展平等對話，這是一種面向未來人際關系調整的糾紛解決方式。
為應對家事糾紛解決的需要，我國開始探索建立家事糾紛調解前置程序。經過近幾年的發展，各地法院已經探索出一定的程序規范和創新性的調解方式。但由于家事糾紛調解前置程序缺乏明確法律規定，各地法院在司法實踐中較少要求當事人必須履行調解前置程序。家事糾紛的解決難以實現程序分流，法院辦理家事案件的壓力相對較大，也難以實現家事糾紛的妥當解決。所以，本文從家事糾紛調解前置程序的內涵和特征出發，總結和分析了我國家事糾紛調解前置程序的實踐探索和運行困境，在此基礎上，結合我國家事改革實踐和國情，借鑒域外國家和地區的成功經驗，提出了家事糾紛調解前置程序的具體優化路徑。家事糾紛調解前置程序適應了家事審判改革注重人文關懷，彌補、修復當事人之間的創傷，治療婚姻家庭，促進良好家風建設的要求。故而，本文認為，率先在家事糾紛領域實行調解前置程序具有重要的價值。盡管本文對優化家事糾紛調解前置程序提出了設想，但因學術功底淺薄，難免存在一些疏漏。但筆者相信，隨著家事審判改革的持續推進和學者們的深入研究，在家事糾紛領域實行調解前置程序將會得到大家的認可。
參考文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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