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罪案件證據裁判過度客觀化實證探討
論文堡
日期：2023-05-10 20:4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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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一篇法律論文，本文的實證研究對象僅是作為重罪案件典型代表的故意sha ren罪，不能反映重罪案件證據客觀化問題的全部面貌，因此研究結論有限，更多的問題還有待后人進一步探索。最后，期待我國刑事證明理論的轉型，為證明實踐提供可靠的規范支持。
1導言1.1提出問題：重罪案件證據裁判過度客觀化
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理論界有著普遍共識、近年來也不斷強化的證據裁判主義，在我國刑事司法實踐中依然經常受到案件審批、司法腐敗和輿論干預司法等因素影響，其落實程度并不盡如人意；但與此同時，在一些重罪案件尤其是死刑案件中，對定罪證據的要求卻又顯得不合常理地苛刻，尤其是過度要求客觀化證據的相互印證。也就是說，就刑事訴訟的整體而言，證據裁判主義依然有不少進步空間；但就重罪案件而言，證據裁判主義似乎又有過頭的傾向，過分強調客觀證據對認定事實的唯一性、壟斷性作用。筆者認為，我們在肯定證據裁判理念對于正確認定案件事實、糾正冤假錯案發揮積極意義的同時，也應當警惕它在實踐中是否被誤讀以致產生矯枉過正的負效應。
例如，多年前發生的“北京西站女尸案”。該案犯罪嫌疑人到案時間距離案發時間相隔甚久，尸體已風干無法檢驗，客觀性證據多已毀滅，但是本案同案犯均承認有罪，且該有罪供述結構前后一致、結構穩定；有證人證言佐證多名同案犯與殺人事實的聯系；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一名犯罪嫌疑人接受偵查人員訊問時，一直在秘密偵查的偵查人員還未開口，他就辯解“那事和我沒關系”。據常理，若未實施該犯罪，怎會聯想到該特定案件，稱其為“那事”？因此，真實性和證明力極強，犯罪嫌疑人的作案嫌疑無法排除，在案豐富的主觀性證據足以反映案件事實，使一名成年理性人形成有罪的內心確信。如果是20年前，該案很有可能會定罪。但是由于近些年愈加強調證據裁判客觀化，而該案客觀性證據薄弱，無法達到“確實充分”的定罪標準，故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以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為由判決被告人無罪。一審判決后，檢察院雖然提起抗訴，但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最終維持了一審無罪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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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目的和研究意義
不斷強化的證據裁判理念逐漸占據司法理論和實務的絕對主導位置，近年來頻頻被寫入中央層面的改革文件中，證據裁判聽起來似乎是天經地義、正確無疑的硬道理：是對公平正義的恪守，有助于預防和杜絕刑事冤假錯案。但與此同時，我們也應當警惕過度客觀化的證據裁判在實踐中是否被誤讀以致于產生矯枉過正的風險。因此，我們必須深入考察不斷客觀化的重罪案件證據裁判，探究重罪案件的證據裁判是否過度客觀化，證明標準是否過度拔高，是否產生了負效應，以及如何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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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規范及文獻梳理
2.1重罪案件證明標準規范梳理
1979年《刑事訴訟法》第35條4規定首次明確了我國刑事案件的定罪標準：“確實充分”。但是對于該證明標準解釋得不充分，人們對其理解比較模糊。
1996年《刑事訴訟法》第162條5再次明確我國刑事案件的定罪標準是“確實充分”。此時雖然刑事定罪標準在不斷完善，但是仍然未對“確實充分”進行具體的解釋。
2010年《關于辦理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6第1條明確規定死刑案件定罪標準為“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第5條第3款首次引入美國刑事訴訟中的“排除合理懷疑”。第5條第5款強調“結論為唯一結論”。該規定基于保護人權的理念和對頻出的冤假錯案的反思，首次將死刑案件和普通案件的定罪標準區別開，對死刑案件的定罪標準提出了更嚴格的要求“排除合理懷疑”。同時，起草者指出，“排除合理懷疑”只針對死刑定罪和從重處罰的量刑情節。
2012年修訂的《刑事訴訟法》第53條7進一步明確了“確實充分”的含義，并在該條第3款首次引入的“排除合理懷疑”定罪標準，將死刑案件和普通案件的定罪標準作一致規定。
目前，2018年修訂的《刑事訴訟法》第55條8對刑事定罪標準的規定沿用2012年修訂的刑訴法：重罪案件定罪、證明標準和普通案件相同，均為“確實充分，排除合理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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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關于重罪案件的證明應否采用印證證
印證證明模式是我國刑事訴訟的證明模式，注重證據間的“外部性”不注重“內省性”，即注重證據間的外部印證性，不注重事實判定者個人的內心感受。“外部性”依據集體經驗進行事實判定，“內省性”依據個體經驗進行事實判定，體現出客觀性與主觀性的本質區別。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印證的“外部性”可視同于客觀性。故為探究我國重罪案件證據客觀化問題，也應對印證證明的相關學術觀點進行梳理。
關于我國重罪案件的證明應否采用印證證明，一種觀點是“印證方法堅持論”，主張所有的重罪案件都要求嚴格的印證證明。有觀點認為：有必要對重罪案件和普通刑事案件的印證方法、印證程度進行區分，對于重罪案件，尤其是死刑案件，應當采取印證證明方法，不得降低證明標準、印證程度。
一種觀點是“印證方法靈活論”，主張原則上印證優先，但是可以根據案件具體情況靈活選擇。不強求所有的重罪案件、案件所有的待證事項都采用印證。有觀點認為，對于刑事案件證明方法不能一概而論，應當分而治之：對于未判死刑的重罪案件，可不必采用嚴格印證證明；對于判死刑的重罪案件，應當采用印證的證明方法，實現嚴格證明，“排除一切懷疑”。也有觀點認為：對于獨立于案件犯罪構成的從重量刑情節事實，可以減低證明標準，采用優勢證據證明標準，降低客觀印證的要求。還有觀點主張可以根據不同的證明對象采用不同的證明方法：定罪事實必須嚴格采用印證證明，對行為人不利的量刑情節和程序性事項的證明可以適當降低印證要求。
對此，筆者的觀點是“印證方法靈活論”：原則上堅持印證優先，但是可以根據案件是否判死刑、是否是證明犯罪構成、是否是證明定罪事實等情節進行靈活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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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故意殺人案件證據裁判過度客觀化實證考察
3.1必須要有證明犯罪確已發生的客觀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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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規范及文獻梳理
2.1重罪案件證明標準規范梳理
1979年《刑事訴訟法》第35條4規定首次明確了我國刑事案件的定罪標準：“確實充分”。但是對于該證明標準解釋得不充分，人們對其理解比較模糊。
1996年《刑事訴訟法》第162條5再次明確我國刑事案件的定罪標準是“確實充分”。此時雖然刑事定罪標準在不斷完善，但是仍然未對“確實充分”進行具體的解釋。
2010年《關于辦理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6第1條明確規定死刑案件定罪標準為“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第5條第3款首次引入美國刑事訴訟中的“排除合理懷疑”。第5條第5款強調“結論為唯一結論”。該規定基于保護人權的理念和對頻出的冤假錯案的反思，首次將死刑案件和普通案件的定罪標準區別開，對死刑案件的定罪標準提出了更嚴格的要求“排除合理懷疑”。同時，起草者指出，“排除合理懷疑”只針對死刑定罪和從重處罰的量刑情節。
2012年修訂的《刑事訴訟法》第53條7進一步明確了“確實充分”的含義，并在該條第3款首次引入的“排除合理懷疑”定罪標準，將死刑案件和普通案件的定罪標準作一致規定。
目前，2018年修訂的《刑事訴訟法》第55條8對刑事定罪標準的規定沿用2012年修訂的刑訴法：重罪案件定罪、證明標準和普通案件相同，均為“確實充分，排除合理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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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關于重罪案件的證明應否采用印證證
印證證明模式是我國刑事訴訟的證明模式，注重證據間的“外部性”不注重“內省性”，即注重證據間的外部印證性，不注重事實判定者個人的內心感受。“外部性”依據集體經驗進行事實判定，“內省性”依據個體經驗進行事實判定，體現出客觀性與主觀性的本質區別。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印證的“外部性”可視同于客觀性。故為探究我國重罪案件證據客觀化問題，也應對印證證明的相關學術觀點進行梳理。
關于我國重罪案件的證明應否采用印證證明，一種觀點是“印證方法堅持論”，主張所有的重罪案件都要求嚴格的印證證明。有觀點認為：有必要對重罪案件和普通刑事案件的印證方法、印證程度進行區分，對于重罪案件，尤其是死刑案件，應當采取印證證明方法，不得降低證明標準、印證程度。
一種觀點是“印證方法靈活論”，主張原則上印證優先，但是可以根據案件具體情況靈活選擇。不強求所有的重罪案件、案件所有的待證事項都采用印證。有觀點認為，對于刑事案件證明方法不能一概而論，應當分而治之：對于未判死刑的重罪案件，可不必采用嚴格印證證明；對于判死刑的重罪案件，應當采用印證的證明方法，實現嚴格證明，“排除一切懷疑”。也有觀點認為：對于獨立于案件犯罪構成的從重量刑情節事實，可以減低證明標準，采用優勢證據證明標準，降低客觀印證的要求。還有觀點主張可以根據不同的證明對象采用不同的證明方法：定罪事實必須嚴格采用印證證明，對行為人不利的量刑情節和程序性事項的證明可以適當降低印證要求。
對此，筆者的觀點是“印證方法靈活論”：原則上堅持印證優先，但是可以根據案件是否判死刑、是否是證明犯罪構成、是否是證明定罪事實等情節進行靈活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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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故意殺人案件證據裁判過度客觀化實證考察
3.1必須要有證明犯罪確已發生的客觀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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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必須要有證明被告人和兇手同一性的客觀證據
3.2 必須要有證明被告人和兇手同一性的客觀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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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重罪案件“印證”裁判過度客觀化原因分析
4.1司法理念原因
4.1.1司法證明“樂觀主義”認識論
4.重罪案件“印證”裁判過度客觀化原因分析
4.1司法理念原因
4.1.1司法證明“樂觀主義”認識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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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司法人權保障觀念
4.1.2司法人權保障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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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重罪案件“印證”裁判過度客觀化負效應分析
5.1對偵查階段非法取證形成激勵
5.1對偵查階段非法取證形成激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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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缺乏綜合驗證
5.2缺乏綜合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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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重罪案件過度客觀的“印證”裁判反思與重塑
6.1堅持印證主導
6.重罪案件過度客觀的“印證”裁判反思與重塑
6.1堅持印證主導
印證模式在我國刑事司法運行中一直發揮著主導性的作用，我們必須肯定印證模式的積極意義，堅持印證主導。首先相比于單一證據審查，印證模式由多個來源不同的證據相互支撐，能夠形成較為穩固的證據結構，從而可提高事實認定的準確性。其次從司法實踐的運行來看，印證模式的主導作用毋庸置疑，被廣大人民群眾和司法工作人員所普遍認可。最后證據和事實的認定有賴于裁判者的素質，而目前我國的法官素質還未普遍達到可以信賴的程度，且這個狀況將還會持續相當長的時間。雖然有學者84對印證模式進行全面批判，但其未能撼動印證在中國刑事證明的地位。綜上所述，我國目前還是需要堅持印證這種客觀性較強的證明方法。
司法工作人員在運用印證模式時應重點關注以下方面：第一，主要依靠外部客觀性證據時，若能夠確保證據生產過程的正當、合法，形成的結論高概率是值得信賴的。第二，主要依靠主觀性證據時，應當引入第三方對抗的“他控機制”，重點針對現場勘查、搜查扣押等無重復取證可能性的行為。第三，堅持推進庭審實質化改革，直接言詞原則和自由心證作為重要抓手有利于彌補印證模式的內在不足。第四，應當對印證證明和自由心證作出明確區分。印證證明以構造審前事實為主，自由心證以構建審判事實為主；前者的側重點是外部客觀性證據，后者的側重點是主觀性證據。應當充分發揮印證證明在審查客觀性證據、構建審前事實的積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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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結語：邁向客觀和主觀結合的平衡型證據裁判主義
理論界有著普遍共識、近年來不斷強化的證據裁判主義，在中國刑事司法實踐運行中的落實程度不盡如人意，尤其是重罪案件，證據裁判被誤讀，過分強調客觀證據對認定事實唯一性的、壟斷性的作用，過度要求客觀化證據的相互印證，對定罪證據的要求不合乎常理的苛刻，產生了矯枉過正的負效應。
我們應當審慎對待過度客觀化的證據裁判，以平衡化理念為指引，認識到證據并非案件事實認定唯一的方式，承認多樣化的證明機制，以合法化、正當化程序為根基，重塑我國的重罪案件印證裁判，邁向客觀和主觀相結合的平衡型印證裁判主義。
有學者提出以一種全新的證明模式替代印證模式：規范層面，構建客觀推理模式，對應其他法治國家的情理推斷模式；實踐層面，構建“準客觀推斷表象化－情理推斷后臺化”96。指出證明模式的轉型方向應該是“情理推斷的一般正當化／公開化及其規范化”97。還有學者提出可以將死刑案件定罪程序和量刑程序相分離，死刑案件定罪標準不變、提高量刑標準，不僅能改善因定罪標準過高而放縱犯罪的問題，還能提高死刑的適用難度、達到控制死刑適用的目的。98筆者認為雖然這兩種構想暫時很難被人民群眾接受，但是具有很強的研究價值，值得后人進一步的探索和研究。
司法工作人員在運用印證模式時應重點關注以下方面：第一，主要依靠外部客觀性證據時，若能夠確保證據生產過程的正當、合法，形成的結論高概率是值得信賴的。第二，主要依靠主觀性證據時，應當引入第三方對抗的“他控機制”，重點針對現場勘查、搜查扣押等無重復取證可能性的行為。第三，堅持推進庭審實質化改革，直接言詞原則和自由心證作為重要抓手有利于彌補印證模式的內在不足。第四，應當對印證證明和自由心證作出明確區分。印證證明以構造審前事實為主，自由心證以構建審判事實為主；前者的側重點是外部客觀性證據，后者的側重點是主觀性證據。應當充分發揮印證證明在審查客觀性證據、構建審前事實的積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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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結語：邁向客觀和主觀結合的平衡型證據裁判主義
理論界有著普遍共識、近年來不斷強化的證據裁判主義，在中國刑事司法實踐運行中的落實程度不盡如人意，尤其是重罪案件，證據裁判被誤讀，過分強調客觀證據對認定事實唯一性的、壟斷性的作用，過度要求客觀化證據的相互印證，對定罪證據的要求不合乎常理的苛刻，產生了矯枉過正的負效應。
我們應當審慎對待過度客觀化的證據裁判，以平衡化理念為指引，認識到證據并非案件事實認定唯一的方式，承認多樣化的證明機制，以合法化、正當化程序為根基，重塑我國的重罪案件印證裁判，邁向客觀和主觀相結合的平衡型印證裁判主義。
有學者提出以一種全新的證明模式替代印證模式：規范層面，構建客觀推理模式，對應其他法治國家的情理推斷模式；實踐層面，構建“準客觀推斷表象化－情理推斷后臺化”96。指出證明模式的轉型方向應該是“情理推斷的一般正當化／公開化及其規范化”97。還有學者提出可以將死刑案件定罪程序和量刑程序相分離，死刑案件定罪標準不變、提高量刑標準，不僅能改善因定罪標準過高而放縱犯罪的問題，還能提高死刑的適用難度、達到控制死刑適用的目的。98筆者認為雖然這兩種構想暫時很難被人民群眾接受，但是具有很強的研究價值，值得后人進一步的探索和研究。
參考文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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