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畏情緒對游客親環境行為的影響及機制

本文是一篇旅游管理論文，本研究基于敬畏原型理論，探究敬畏情緒對游客親環境行為的影響關系，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敬畏情緒在可持續旅游研究領域的空缺，豐富了情緒在可持續旅游中的作用研究。
1.緒論
1.1研究背景與問題提出

旅游管理論文怎么寫

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主席提出了“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綠色發展理念，將生態文明建設推進到新階段。加快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建設美麗中國，已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內容之一。當前，碳達峰和碳中和更是被納入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整體布局，加快推動綠色低碳發展成為國家“十四五”規劃的重要目標，進一步昭示著堅定不移地走生態優先、綠色發展之路，已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決策戰略。旅游業作為“無煙產業”，與生態文明建設具有本質上的一致性，并且擁有天然的優勢與條件，理應成為美麗中國建設道路上的先導性產業。但是，隨著旅游產業規模的擴張，也暴露出了許多環境問題，因此亟待探究有效的管理措施，用于減少旅游經濟活動對生態環境的破壞，解決旅游規模擴張與景區環境保護之間的矛盾，進而實現可持續發展。
為促進旅游業的可持續發展，不僅要在旅游規劃、開發及管理過程中對環境進行評估和監督，也要認識到游客行為這一影響旅游地環境的關鍵因素（gao et al.，2017），不恰當的游客行為可能會對環境產生直接或間接的負面影響（lee et al.，2017）。旅游者作為旅游活動的主體，其活動的規模化開展對旅游環境造成了極大壓力（范鈞等，2014），小到折損花草樹木、隨手亂扔垃圾，大到污損文物古跡、破壞地質地貌，等等。在我國，盡管景區相關的規章管理制度和現行的《游客不文明行為記錄管理暫行辦法》都采取了限制、處罰等管理措施對游客行為進行約束和警示，但這些硬性管理措施在具體的實施過程中仍存在監管和懲戒范圍有限以及力度不足等弊端，故無法對所有破壞行為進行有力的約束，不利于整個旅游地和行業的持續健康發展。
在旅游情境中，親環境行為是游客以減少對環境的消極影響為目的，提倡目的地資源的可持續利用而施行的一系列行為（范鈞等，2014）。現有研究主要從客觀情境和主觀個體兩個主體視角出發來研究影響親環境行為的各類因素（chiu et al.，2014）。一方面，良好的目的地地方屬性可以驅動旅游者產生環境責任行為，主要包括目的地氛圍和環境、旅游服務、環境知識教育（賈衍菊和林德榮，2015）；另一方面，在外部制度薄弱的現實背景下，從旅游者內部視角探討親環境行為的影響因素及機制研究成為學界的研究焦點（邱宏亮等，2018），主要包括旅游者態度、環境知識、個人能力、主觀規范、宗教信仰、習慣背景和地方依戀等認知因素和情感因素（vazquez et al.，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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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目的與研究意義
1.2.1研究目的
鑒于生態環境是旅游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基礎和我國旅游現實中游客行為失范的普遍性、國內外學界對旅游親環境行為研究的日益強調，以及敬畏情緒在旅游親環境行為中的研究不足，本文對旅游中敬畏情緒對游客親環境行為的影響機制這一問題開展研究，探討如何加強旅游活動中情感的培育和精神功能的滲透，促使旅游者在旅游中采取積極的環境保護行為，為旅游目的地和相關企業提供實踐指導。總體而言，研究目的有以下三個：一是探究旅游情境下的敬畏情緒對親環境行為的影響；二是探究敬畏情緒是否通過自我渺小感這一中介機制影響游客的親環境行為；三是探究敬畏情緒能否增強較低的自然共情特質的個體對親環境行為的影響，即敬畏情緒與自然共情在影響游客親環境行為中的交互作用。
1.2.2研究意義
本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國外學者對于敬畏情緒進行了大量的理論和實證研究，但國內的相關研究還處于初始階段，尤其是對敬畏情緒所引發的行為后效和機制的研究還較為匱乏。敬畏的心理原型理論指出，敬畏會引起個體的浩大感知以及順化需求。本文在旅游情景下將敬畏原型理論與游客親環境行為相結合，并引入自我渺小感這一自我評價變量作為中介因素，嘗試構建“外界情境——內在自我——行為”的理論模型。本研究考察了影響游客親環境行為的一個重要前因變量——敬畏情緒，將情緒的影響作用具體到一種離散的情緒視角，延伸了敬畏的親社會功能的應用范圍，拓展了情緒在可持續旅游中的作用。同時，既有研究還未探討敬畏情緒與親環境之間是否存在調節變量，因此本文結合游客的自然共情，討論敬畏情緒與自然共情的交互效應，對于豐富游客敬畏和親環境行為的相關理論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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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獻綜述
2.1敬畏
2.1.1敬畏的概念
“敬畏”一詞的提出來自古希臘，其主要被用于神圣的宗教場景中，蘇格拉底最先將敬畏與自我認識相關聯，主要強調人們應當更加理性的認識自己并追求真理（王克，2016）。而中國關于敬畏最早記載于《史記》之中，“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汝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敬畏”，其含義是，周公奉天命佑護四方安定，使得國泰民安，百姓得以豐衣足食，故而子民對周公懷有既尊崇又懼怕的情感（汪榮有，2016）。在這里，敬畏是低權力個體向處于高權力的個體傳達尊敬和虔誠的信號。當一個主體的力量過于龐大，自身感到無法企及時，人們就會對其產生敬畏之感（張偉勝，2012）。孔子也曾說過：“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畏”在這里具有畏避、畏懼和敬畏三層含義，其中“敬畏”是孔子對于重建“天下有道”的秩序社會的核心闡釋（任劍濤，2008）。所謂“敬畏”，即是因敬而畏，敬表達的是一種人生理念和價值追求，畏則是主動的約束和自我反省，是一種道德上的自律（王曉麗，2009）。與道家理論中對于“陰陽”的釋義相近，敬畏情緒也具有兩面性，它是包含著敬重和畏懼的一種矛盾情感體驗。
學界對于敬畏的討論早期主要集中于宗教、神學、哲學和社會學等領域，隨著積極心理學的發展，學者們才開始更多地關注敬畏研究。在心理學早期研究中，馬斯洛在探討“高峰體驗”的具體特征中，提及了有關敬畏的概念，并對其進行詳細的闡釋（wulff，1965）。schneider（2015）認為敬畏情緒的產生源是于對未知事物及其產生的神秘感，該情緒會讓個體保持一種好奇的心理以及謙卑的姿態。直至2003年，keltner&haidt才首次提出敬畏的科學定義：當人們面臨一些超出當前認知范圍并無法用現有的認知框架解釋的浩大的外界刺激時，所產生的一種情緒體驗。同時，他們認為，該情緒包括了多種成分，例如困惑、順從、驚訝、好奇等等。隨后，halstead&halstead（2004）對keltner等（2003）的定義提出了質疑，認為敬畏是一種包含莊嚴的或虔誠的驚奇、恐懼、欽佩和恐怖的復雜情緒，是人們面對自然界中巨大的、難以解釋的事物時產生的一種正常反應，其強調恐懼才是敬畏情緒的必要成分，并且指出敬畏體驗并不一定會讓個體產生順應的需要。雖然敬畏包含恐懼要素，但其更多地被學者們看作是一種積極的親社會情緒（gordon et al.，2017；stellar et al.，2017）。也有研究者從敬畏功能角度出發，指出敬畏是一種自我超越情緒（stellar et al.，2017），并且這種自我超越性具有使人擺脫世俗欲望，達到更高精神境界的神奇力量（hu et al.，2018；jiang et al.，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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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游客親環境行為
2.2.1游客親環境行為的定義
早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全球范圍內的環境污染問題就引起了各界學者的廣泛關注。為保障和促進人們日常生活和農業、工業、旅游業等產業的可持續性發展，親環境行為（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peb）的相關研究成為近二三十年來日益重要的研究焦點。親環境相關行為最早被定義為個人依據其所掌握的知識和能力情況解決實際環境問題所做出的行為（hines et al.，1987），而后拓展成為保護環境和節約自然資源個人或集體付出的行動（sivek&hungerford，1990）。學者stern（2000）率先將“親環境”的概念引入到消費者行為研究中，并定義為人們通過改變環境中物質和能量的使用來保護或維護環境的行為。kollmuss（2002）通過整合既有研究，總結概括了親環境行為的定義：“有意識地將個人行為對自然世界和建成世界的負面影響最小化的行為”。盡管之后出現了大量關于親環境行為的研究，衍生了許多與親環境行為類似或相近的概念，有環境責任行為（lee et al.，2013）、社會責任行為、環保行為（萬基財等，2014）、環境友好行為（李秋成和周玲強，2014）、生態行為（張環宙等，2016）等，但對其概念尚未形成完整統一的定義。在旅游研究領域中，親環境行為在一般意義上指的是，游客為減少對環境產生的負面影響，促進目的地資源的可持續發展而進行的一系列行為（leeet al.，2011）。鑒于目前關于游客環境行為的研究越來越注重理性和感性的結合（余真真和田浩，2017），因此關于親環境行為地定義應該拓展至慣常環境中的各種環保行為，而不能僅局限于在非慣常環境（邱宏亮等，2018）。李文明等（2019）將游客的親環境行為擴展為：游客在廣義的旅游地環境及要素中所實施的高層次文明旅游行為，包括尊重行為、審美行為、共情行為和保護行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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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模型構建與研究假設
3.1研究假設
3.1.1敬畏與親環境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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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自我渺小感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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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敬畏對游客親環境行為的影響
4.1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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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研究設計（真實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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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敬畏對游客親環境行為的影響：自我渺小感的中介
5.1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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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研究設計（圖片啟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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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敬畏與自然共情對游客親環境行為的交互作用
6.1研究目的
以往關于親環境行為理論研究在個體個性因素層面上很少考慮過自然共情特質。自然共情作為一個獨立的人格特征，與影響親環境行為的其他眾多態度和價值觀等因素密切相關，在影響親環境行為的方面有著獨特的作用（waytz et al.，2010；tam，2013；gosling，2010）。然而，以往研究大多是探討自然共情與個體過去的親環境行為，或者構建自然共情與親環境行為意愿之間的相關關系，而未曾探究過自然共情對實際的親環境行為的影響。因此，我們將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通過對親環境行為結構及其影響因素的深入探討，補充以自然共情這一個體內在人格特征和敬畏情緒這一外在情緒因素對游客親環境行為影響的交互效應，為豐富親環境行為理論提供思路。

旅游管理論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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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結論與啟示
7.1研究結論
本研究基于敬畏的原型理論，通過3個實驗在旅游情境背景下探討了敬畏情緒對游客親環境行為的影響，以及自我渺小感在其中起到的中介作用，最終得到如下研究結論：
（1）敬畏情緒對于游客親環境行為具有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這一發現可以通過keltner&haidt（2003）對敬畏的原型模型進行解釋。由敬畏原型特征中的順應需要可知，當面臨令人敬畏的浩大事物時，個體會通過更新圖式地方式來接納這個新事物（keltner&hadit，2003）。為了實現浩大體驗的適應和心理圖式的更新，個體會將注意力從自我轉移到對外界環境和他人的關注上，增強與自然的聯結感（耿爽，2019）。這種自然聯結感會知促進個體形成正確的環境價值觀（dutcher et al.，2007），個體會將自己視作是自然界的一份子，減少個體關于控制自然和戰勝自然的錯誤認知，增強其對自然環境利益的關注。另外，本研究還討論了不同情緒下產生的敬畏情緒是否會對游客親環境行為的影響產生顯著差異。相對于愉悅組和控制組而言，敬畏情緒組的被試在目標行為階段表現出了更多關于親環境的真實行動，從而排除是愉悅等其他積極情緒作用會對親環境行為產生影響。
（2）自我渺小感在敬畏對游客親環境行為的影響中具有完全中介作用。有研究表明，當個體具有更強的自我意識時，他們更容易從事與社會利益相矛盾的自我導向行為，如炫耀性消費，這與親環境行為所倡導的減少消費和綠色消費理念相違背。與之相反，作為一種自我超越情緒，敬畏情緒能夠讓個體知覺到自我的渺小（piff et al.，2015），自我意識減弱（shiota et al.，2007），從而降低個體對自我相關目標和個人利益的重視程度，并將自己視為大自然這個更大團體的一部分，進而知覺到自己的生存與大自然息息相關，把自我與自然的關系納入到自我概念之中，更加關注他們所屬的內團體——大自然的利益（martin&czellar，2017）。隨著敬畏感帶來的自我關注的降低和對自然關注的提升，個體會自覺地減少自我導向行為，更多地關注集體和社會的利益，導致親環境行為的產生。
參考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