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童性視域下“十七年”山東兒童小說探討

本文是一篇文學論文，筆者認為“新時期里中國兒童文學理論界出現的‘兒童文學是文學’這一命題，是特殊歷史條件下的‘非常時期’的理論應對，它對探討兒童文學的本質問題并無根本性幫助。”
第一章兒童性的當代初建與“十七年”山東兒童小說的背景考察
第一節教育性與趣味性的制衡與演變

文學論文怎么寫

在兒童文學里，教育性和趣味性是兩個重要的功能屬性。其中，趣味性是建設兒童性的重要方面，理應成為發展兒童文學的第一要務，任何熱衷于兒童文學事業的學者和作家都不可能放棄對趣味性的追求。趣味性既可以作為一種創作手段或工具實現教育目的，也可以作為一種創作目標滿足兒童的娛樂需求，它的功能實現主要取決于不同歷史時期的群體意識、社會規范、生活理想等現實因素。“十七年”時期的文藝氛圍時而緊縮時而松懈，鑒于此，結合文學思潮的變化，尋找重要的時間節點，分析“十七年”兒童文學理論界對教育性和趣味性的理解，明確教育性和趣味性之間的關系，同時探究不同階段下教育性和趣味性的發展走向，對把握“十七年”山東兒童小說的時代背景、考察兒童性的當代初建境況具有重要意義。
一、社論對教育性的集中強調
建國初期的兒童文學主要以俄蘇兒童文學譯作為主，盡管李伯康、郭沫若、張天翼等學者紛紛發表文章呼吁國內的兒童文學創作，但尚未形成氣候。直到1955年，兒童文學事業才迎來真正的轉折點。究其原因，社論直接推動了兒童文學的發展，并將其納入到有組織有計劃的文學建設當中。
“社論是表明報紙政治面目的旗幟，報紙必須有了社論才具有完全的政治價值。”可見，社論的地位舉足輕重，而且“就當時重大事件或問題發表意見，或對某一重要政策進行闡述并置于報頭顯著地位的社論則多次染指文藝界，其政治意識對文藝思想進行強力滲透。”翻閱文獻，1955年，事關兒童文學的社論數量明顯增多。例如6月，《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用社會主義的觀點和方法培養兒童》；7月，《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堅決處理反動、淫穢、荒誕的圖書》；9月，《人民日報》和《中國青年報》分別發表社論《大量創作、出版、發行少年兒童讀物》和《讓孩子們有更加豐富多彩的讀物》；11月，《長江文藝》發表社論《為孩子們拿起筆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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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確立
“直到20世紀50年代，中國兒童文學才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分支真正在文學領域中形成了，這在中國兒童文學發展史上是極為重要的一步。”建國后兒童文學最直接的發展動力是來自官方的重視，它不僅提供了許多支持，促使兒童文學初步形成“創作—出版—評論—評獎”相對完整的文學系統，還將兒童文學事業長期納入文學計劃之中，規定作家按時完成。但這種“文學任務”讓許多從未涉足兒童文學領域的作家產生焦慮心理，究竟“怎么寫”成為當時最緊迫的問題。
針對“不會寫”的創作現狀，陳伯吹將兒童文學與成人文學聯系起來，指出前者作為文學的一個領域，在主題和目標上應與后者一樣，都為政治服務，并在此基礎上轉向兒童文學的創作方法，強調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可行性。“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是兒童文學不是唯一的、但是是最好的創作方法。”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不僅是文學的一般原則，還是衡量作家立場的首要原則，“如果我們離開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不論怎樣研究和懂得了孩子們的一些特點，也決不會成功的。”嚴文井把對兒童文學的特殊性建設放在次要位置，可見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在文學體制的建構運轉中決定著生產者的創作模式。許多學者在對兒童小說、尤其是對前蘇聯兒童小說的分析上，也都注重運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理念來讀解作品的主題思想。因此，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提出建立了新的文學闡釋機制，明確了新的文藝理論方法，影響了整個文學包括兒童文學的創作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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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十七年”山東兒童小說中的兒童形象及其兒童性內涵
第一節革命小隊員：兒童性與英雄氣的結合
作為抗日革命根據地和解放區，山東在“十七年”期間涌現出許多反映革命戰爭的成人小說。新中國成立后，親歷革命時期的山東作家希望通過革命故事來潤澤兒童讀者的精神成長，傳遞革命教育。回溯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作品，作家多以救亡圖存為主題，深切關注祖國的未來命運，高舉愛國主義旗幟，直擊革命小隊員在戰場上的英雄本色，其作洋溢著昂揚奮發的戰時民族情緒。時過境遷，當作家進入和平年代，對革命小英雄篇章的譜寫必會適時調整。總的來看，無論是哪個時期的革命兒童小說，我們都要反思兒童與戰爭的關系，兒童本不應該參與戰爭，如果要讓他們參加戰爭，在戰場上建功立業，成為革命小英雄，那么他們究竟能做什么？“他們還沒長大，他們的能力非常有限；他們的敵人不是低能的傻瓜，戰爭終究是你死我活的，稍一犯傻即意味著喪命。所以，在這種你死我活的拼殺中孩子很難有所作為。”既然如此，那么在“十七年”時期，山東作家是如何處理兒童與戰爭之間的關系？其筆下的革命小隊員較前期相比有哪些承繼和發展？這都將成為本節討論的重點。
一、合理的革命任務與非凡的革命行為
革命小隊員的革命行為是非凡的，也是充滿吸引力的，“我們對人物非凡的行為更感興趣，原因顯而易見，因為這些行為超越了我們的日常經歷，可以讓我們得到現實生活中所沒有的主體性。”相比于此前革命小隊員那些毫無失誤的戰斗英姿，進入和平年代的山東作家開始重新反思這些革命行為，試圖將其置于合理的戰爭環境中，以達到理想預期。行為和事件密不可分，行為是行事者引發事件的一種具體形式，由此看來，革命小隊員非凡的革命行為首先要對革命任務做出積極反應。
在“十七年”山東兒童小說里，由于革命小隊員年齡稍小，尚不具備正面應戰的能力，所以只能承擔血腥戰場外的任務，這是山東作家的普遍認知和藝術處理。在江峻風的《小武工隊員》里，王鐵星剛入隊就想迫切地立戰功，但遭到團長的阻攔，“應該說他還是個孩子，還不夠一個戰士的年齡……在將來……黨會把更重要、更艱難的革命任務交給他們。”無論是訓練程度還是作戰經驗，都預示著他們無法完成艱巨的革命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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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領導型”兒童：榜樣神化與兒童性的缺失
新中國成立后，描繪新中國兒童生活是山東兒童小說的另一重要題材。如何教育兒童健康向上的成長，是每一位作家共同面對的問題，“由于少年兒童的獨特天性，榜樣教育對少年兒童的成長，較之一般的教育更易于見效，其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但榜樣教育要適度，一旦過度發揮便會失去真實感，非但達不到教育效果，反而會影響文本感染力。要分析榜樣教育，首先要找到作品里的榜樣，“十七年”山東兒童小說描繪的大多是兒童的集體生活，并且這些兒童在校園生活和農村生活中分別扮演著不同的角色，其中隊長在兒童群體中發揮帶頭作用，他們是“領導型”兒童，同時也是榜樣的化身。
在校園生活題材中，“十七年”山東兒童小說主要描寫的是少先隊的集體生活，充分反映了社會主義時代下少年兒童的新面貌和新成長，并用他們新的行為習慣和新的道德品質去影響兒童讀者。其中，少先隊長具有強烈的集體觀意識，同時能在教師的協助下帶領少先隊員強建少先隊組織，是校園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領導型”兒童。在邱勛的《大剛和小蘭》里，大剛作為少先隊長，其集體主義精神大于一切，因小蘭的成績差導致隊員關系緊張，所以他斷然違背周末和弟弟出游的承諾，選擇團結小蘭，用集體觀念去“感化”她。大剛和小蘭的友誼因集體結緣，大剛的耐心和真誠是出于對集體的考量，正因為小蘭成績的高低不再屬于個人得失，而是關乎整個小隊的榮譽，所以當小蘭取得進步時，折映出的是以團結為核心的集體主義精神。
少先隊長的性格清晰可尋，在閔光予的《月光下的故事》里，少先隊長張琦的性格是直接呈現在文本中的，“他是我們少先隊的小隊長，也是我們的護林小隊長。方老師常夸獎他不光各門功課好，而且拾草，拾糞，幫媽媽干活，也都是好樣的；紅領巾也戴得最正當。”接下來的故事情節緊緊圍繞這些性格特征逐一展開。他膽子大，敢走夜路，于是能在黑暗中敏銳地察覺到走散的同學，自覺承擔起護送同學回家的任務；他跑得快，因而在運動會上表現得最為出色，在爬山活動中也是最先沖向山頂。相比之下，其余的少先隊員在這些方面各有不足，便紛紛以他為榜樣，在黑夜里鍛煉自己，在山路中奮勇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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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兒童性的規訓式創新與“十七年”山東兒童小說的藝術探索
第一節改造兒童思維與兒童天性的抑制式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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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象征性自然與地域差異的消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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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從兒童性看“十七年”山東兒童小說的價值局限與發展走向
第一節革命戰爭與兒童成長相結合的創作經驗
“根據地、解放區的兒童小說的創作大多取材于兒童的斗爭生活，格調高昂向上，在整個40年代的兒童小說中占有突出位置。”如蕭平的《小路子》、峻青的《小偵察員》、董均倫的《村童》、華山的《雞毛信》、管樺的《雨來沒有死》等，“文革”時期最具影響力的兒童小說當屬李心田的《閃閃的紅星》，這些作家大多來自山東，可見山東兒童小說中的革命題材在中國兒童文學史上具有突出地位。這三個時期都遵循了社會主義文藝創作標準，并且“十七年”時期又作為20世紀40年代和“文革”時期的銜接和過渡，因而顯現交織融合和同中有異的特征，也正是這種內部差異性構成了“十七年”山東兒童小說的獨特內蘊。

文學論文參考

一、革命歷史中對成長主題的初探
“五四”時期，學界雖然在理論上高倡兒童本位，關切兒童成長，但并沒有在創作實踐中表現出來，針對兒童的成長書寫直到20世紀40年代仍未得到實質性進展。20世紀40年代的作家重在把小主人公置于抗敵救國的革命背景之中，講述他們如何直面對敵，如何憑借機智勇敢取得革命勝利，以此彰顯他們的小英雄品格。可從成長角度看這些小主人公，他們尚不具備完整的成長結構，尤其缺少必要的成長動力。成長意味著“主人公通常要經歷一場精神上的危機，然后長大成人，認識到自己在人世間的位置和作用。”在無限延展的漸進過程中，挫折磨難作為成長動力，促使兒童擺脫天真，長大成人。具體到戰爭年代，成長與革命纏繞，成長的終點是成為革命者，苦難既是成長動力，又是革命動力，促使革命小隊員從母系童年逐漸邁向革命世界。
基于這樣的認識，在峻青的《小偵察員》里，信子的革命動力來自敵人砍倒了他最愛的杏樹，摧毀了他美好的生活，因而對敵人產生不共戴天之仇，這種表達雖然貼合兒童思維，但不足以上升為家國高度上的抗敵原因。在管樺的《雨來沒有死》里，雨來的革命動力來自老師的革命教育，這種革命教育同樣出現在“十七年”時期蕭平的《三月雪》里，小娟日日夜夜接受母親劉云的革命教育，但通過小娟與周浩的對話可以看出她對革命的認知僅限于字面含義，說到底，小娟的革命動力主要源于母親的犧牲，由此可知，雨來接受的革命教育只能作為促進他革命成長的一小部分。

第二節偏狹的教育性和過度的成人性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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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基于兒童性維度的綜評與拓展
“新時期里中國兒童文學理論界出現的‘兒童文學是文學’這一命題，是特殊歷史條件下的‘非常時期’的理論應對，它對探討兒童文學的本質問題并無根本性幫助。”隨著兒童文學思潮的演進，兒童文學界不斷觸及兒童文學的本質，強調兒童文學是兒童的文學，努力挖掘作品中的兒童性內涵。兒童性先是用以廓清與成人性之間的差異，從這個層面上講，對兒童性的推崇是對兒童本位觀的認同。同時，兒童性又是基于與成人性相聯系的基礎上尊重差異，以藝術調和的方式去看待生死、暴力、戰爭、苦難等主題，延展人類生命的深度和厚度，提供了一種更為辯證的思維方式。因此，運用兒童性視野進入“十七年”山東兒童小說領域，實則是利用歷史語境和未來價值判斷雙重維度，深入復雜的文學現場，更合理地找出那些符合兒童本體建設的文學內涵，更公平地闡釋價值、深思教訓，給中國兒童文學的發展帶來啟發和警示。
不得不承認，“十七年”時期尤其是20世紀50年代，兒童文學進入穩步發展的階段。作家開始重視兒童群體，深入兒童生活，著眼于兒童文學的特殊性建構，逐漸形成向兒童性靠攏的創作姿態。關于“趣味性”的集中討論是一次前所未有的進步，“童心論”的提出無疑抓住了建設兒童性的關鍵，許多作家由此秉承為兒童創作的態度，走進兒童的生命世界。山東作家更是承繼現實主義手法，扎根農村生活，抓取兒童生活片段，在可讀性和趣味性上具有值得借鑒的創作經驗。1946年關于“兒童讀物應否描寫陰暗面”的討論，對“十七年”革命兒童小說而言是一次關乎兒童性的發展。相比于站在民族國家立場上的抗日根據地和解放區兒童小說，作家重拾童年記憶，逐漸向兒童傾斜，認識到革命小隊員在本質上仍屬于兒童，注重將兒童性和小英雄品格相結合，初步探索成長和母愛主題，開創“戰爭兒童文學的豐收時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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