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館》可謂是老舍戲劇作品中的翹楚，劇中的三幕，一幕寫一時代，每一幕都敲響了一個時代的喪鐘。老舍先生以獨特的構思，以茶館為舞臺，著眼于小人物的生活命運，揭示了舊中國的黑暗。細讀《茶館》，我們無一不為之動容甚至涕零。下面，筆者就從詼諧語言、沒落茶館兩個角度進行品味。

　　一、詼諧語言，品不完的徹骨之恨

　　老舍先生用純熟的語言技巧，讓劇中人物的語言于詼諧中泛涌淚花。很多人物的語言表面看似滑稽可笑，但是在笑聲逝去之后，留給讀者的是更多的沉思與憤恨。

　　例如，常四爺見二德子在茶館“抖威風”，鄙棄其恃強凌弱，只可窩里斗狠，二德子卻全不要臉面言：“怎么著？我碰不了洋人，還碰不了你嗎？”這是何等的“威風”啊，在面對自己毫無寸鐵的同胞時，把土匪流氓“氣質”展現得淋漓盡致。在洋人的淫威之下，俯首稱狗，吮血國人，無絲毫憐憫之心，在平民與學生面前大展身手，威風凜然，勇當帝國主義侵略中華民族的“急先鋒”。常四爺看到劉麻子在炫耀自己又細又純、地道英國造的鼻煙壺時，悲嘆大清國的真金白銀涌流國外，而劉麻子卻無比自豪，“咱大清國有的是金山銀山，永遠花不完！”清末，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讓整個大清國滿目瘡痍，整個民族處于水生火熱之中，百姓枉死，家園遭毀。但是，這僅僅是個開端，戰爭的后續帶來的是更多的經濟侵略和文化侵略。而作為國人的一份子——劉麻子，卻仍然處于一種沒落卻無意識的自我優越之中。

　　在紛繁的亂世中，唐鐵嘴的相命生意卻越來越好。正如他所言，“這年月，誰活著誰死都碰運氣，怎能不多算算命、相相面呢？”詼諧的語言中，透露出百姓的顛沛流離之苦，命在旦夕之悲，而唐鐵嘴卻利用百姓禍難大發橫財。八國聯軍侵入北京之際，逃竄的百姓在洋人的槍炮聲中倒在血泊里，而此時的劉麻子卻搶奪一個個無家可歸的孩子，何其痛也！唐鐵嘴很自豪地向王利發說道，自己已經不再抽大煙了，改抽白面了，“兩個強國侍候著我一個人，這點福氣還小嗎？”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之狠、之無恥有目共睹，鴉片的輸入與肆虐，中華民族被推至于懸崖邊緣。看似滑稽的語言正體現民族的悲哀，而唐鐵嘴之類無任何覺悟之心，甘于被奴役、被毒害。

　　二、沒落茶館，訴不盡的傳統之殤

　　茶館可謂中國古典文化的縮影，是一種特有的文化現象。清代茶館遍布城鄉，其數量也是歷史上少見的。北京有名的茶館就高達30多個。生活在北京城的老舍與茶館有著緊密的聯系。老舍出生的小楊家胡同口里就有一個茶館，老舍的父親舒永壽在回家的路上經常經過“天泰軒”茶館，他曾是這里的常客。在這樣一種傳統生活方式的影響下，老舍對茶館自然有一份獨特的感情。“除了讀書以外，慶春就是愛去個小茶館聽聽說書的，上天橋看個‘噌兒戲’“他跑熟了北京城的大小茶館，聽了、看了一肚子的典故和故事”。

　　中國人上茶館，到明清時期不僅是日常生活的需要，更主要的是精神生活的需要。品一壺香茗，談一種人生，上茶館已經成為一些人的生活方式，成為特定身份群體的文化符號。就像老舍在《茶館》中第一幕所言，茶客來到茶館里不僅是吃點“簡單的點心與菜飯”，很多人“遛夠了畫眉、黃鳥之后”，聚集茶館“歇歇腳、喝喝茶”，“商議事情”，談論一些“荒唐的新聞”“奇怪的意見”，聽聽“某京戲演員新近創造了什么腔兒”，忘記生活的艱辛、忘記情緒的紛雜，靜享這片刻的悠閑。

　　然而，晚清中國茶館的環境變得污濁起來，烏七八糟。打架斗毆、欺軟怕硬的流氓，販賣人口的、拉纖扯皮的潑皮，鴉片、白面等污濁之物也時常出現在茶館。到了民國初年，茶館的生意更加慘淡，一種純粹的、古典的傳統文化正在逐漸消亡。一方面，在帝國主義的指使下，國內戰亂不斷，民不聊生，百姓無閑心去茶館;另一方面，西方生活習俗也沖擊了茶館的生意，咖啡館、西餐館、酒吧等在各個公園、街頭巷尾出現。《茶館》中的王利發為了避免淘汰，對“裕泰”茶館進行了改良，將原有的長桌、長凳換成蓋著淺綠桌布的“小桌與藤椅”，撤去墻上的“醉八仙”大畫，連財神龕，代以外國香煙公司的廣告畫。然而，茶館原有的清新、雅致、具有大眾化文化氣息的特點逐漸減弱，甚至消失。到抗戰勝利后，在國民黨特務和美國兵的橫行下，裕泰茶館更加不如以前體面了，在各種勢力的摧殘之下終于關門大吉了。

　　綜上所述，《茶館》的成功并不是偶然，其熔鑄了作者的真實經歷和復雜情感。對往事的嘆惋，對“茶館”文化的憑吊，對外來侵略者的痛恨，對腐朽清王朝的無奈……種種情感交雜，或溢于既詼諧又充滿諷刺的語言，或露于人物的行為動作，也正是這些存在給了讀者無盡的思索，也讓《茶館》成為一部經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