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鄉土風俗是某個特定社會的鄉土文化和風俗習慣，這不僅僅是普通百姓的生活方式，更從點滴中滲透出維系社會穩定的精神力量。鄉俗在文人的筆下大多會被突出表現，讀者在閱讀過程中很容易就能想象到那個時代的場景。在現代文學中我們可以看到有些作家對鄉俗嗤之以鼻，盡力貶低和批判，這是因為作者生活的年代給他們的精神和肉體上帶來了摧殘，只能將批判鄉俗作為發泄出口；有些作家可以用正確的眼光看待這些鄉俗文化，因為新的時代背景下對一種事物的看法不再是全面肯定或者全面否定，我們在研究中國現代文學中的鄉俗敘事時要注意站在特定的時代背景下，并且從多個視角把握其中最關鍵的內涵。

　　一、啟蒙主義視角下的鄉俗敘事

　　五四運動是我國新舊民主革命的轉折點，也是我國思想文化史的里程碑。五四新文學的新特點是將啟蒙主義的曙光帶到中國大地，因此很多作家走上了啟蒙文學的道路，將批判的矛頭首先對準鄉俗文化，使其背上了文化悖論的罪名。首先我們必須明確“鄉俗”和“禮教”之間的區別，鄉俗是在歷史進程中保留下來的風俗習慣，禮教則是儒家文化中提倡的雅文化，二者實際上是一俗一雅的互補關系。但是五四時期很多文人將二者混為一談，忽略了“禮教”中的積極部分，全盤否定，甚至將一些本不屬于禮教的風俗硬塞給禮教，比如民間流行的“典妻”和“節烈”，這種陋習原本就是“禮教”所反對的。實際上，五四時期批判的“禮教”應該是“庸俗”。

　　魯迅在《狂人日記》中用辛辣的筆法毫不留情地批判了宗法制和禮教對人民的迫害，引起社會各界尤其是文學界的巨大反響，很多作家都紛紛走上批判禮教的道路，因此《狂人日記》就成了鄉俗敘事批評“禮教”的開端。他們批判的內容大致可以分為三種：一是民間對鬼神的盲目迷信，二是典妻這種封建糟粕，三是野蠻的身體沖突和斗爭等民間陋習。

　　首先是鬼神迷信，這種迷信在中國流傳了幾千年，甚至現在生活中仍有一些人對鬼神抱有迷信心態。中國歷來是一個沒有特定信仰的民族，主要的信仰形式是多神崇拜，尤其是在越不開化的落后地區，鬼神的傳說越多。人們極盡想象力描述鬼神的生活、地獄的形態，對死后世界的興趣遠比對現實生活的興趣更加濃厚，這不能僅僅歸結于人民的愚昧，因為封建社會的重壓使人民在茍延殘喘之際將最后的期望托付給了不存在的陰間地獄。蕭紅在《呼蘭河傳》中描述了小鎮的扎彩鋪里有各種各樣的紙人兒、紙馬車和紙房子，還有做成元寶形狀的紙錢，人們會把這些東西燒在逝去的親人的墳前，意味著他們在陰間也有錢可花、有房可住。可笑的是這種幻想竟讓窮人覺得陰間的生活比人間還幸福，活著還不及死人一半幸福。小說中對于東北小鎮的細致描寫，刻畫了戰亂時期最底層人民痛苦又掙扎的生活，將20世紀30年代的生活畫卷生動地展現給后人。

　　“典妻”制度是封建社會對女性最惡劣的摧殘，將女性物化為可供交換的商品，這種行徑使文人為之嗤之以鼻，因此他們用濃重的筆墨批判這種畸形的婚戀制度。臺靜農在《蚯蚓們》和《負傷者》中對民間的典妻行為進行了嚴肅的批判，但是同時彰顯了小人物時代背景下的無能為力，二者之間形成了明顯的反差，讓人民可以從多角度對當時社會有全面的認識。

　　民智未開的主要表現是農村中經常有野蠻的斗毆現象發生。《慘霧》描寫了兩個村莊為了土地的劃分問題，幾代人之間都進行了舞槍弄棒式的斗爭，雙方斗毆的結果必然是兩敗俱傷，各個村莊都彌漫著血腥的氣息，村民的日常生活是圍繞著爭土搶地而展開的。以上這三種類型從不同角度描寫了民間最底層的庸俗文化，但是僅憑這寥寥幾筆就推斷出“禮教吃人”的說法是完全不嚴謹的，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有兩面性。鄉俗本是一個中性詞語，不能完全否定它存在的意義，因為鄉俗中的很多文化是勞動人民智慧的結晶，如果隨意地就給它扣上“落后”“愚昧”的大帽子，那么顯然是不合理的。因此，1934年又進行了一場新生活運動，這場運動的主題就是提倡“禮義廉恥”的規律生活。很多先進的知識分子對重建中國新鄉村的信心高漲，創造新文化不能忘了自己的根。就這樣繞了一個大圈，知識分子又回到了起點。

　　二、革命文學視角下的鄉俗敘事

　　左翼文學和解放區文學是革命時期的主要文學流派，這兩種文學用政治意識形態掌握了革命的話語權，回歸文學的本質，用最質樸的語言描述40年代中國鄉村的風貌。革命文化是階級斗爭的隱形武器，帶有很濃郁的反對地主階級的思想，縱觀革命文學中鄉俗情節的內容，大致有以下三種：一是批判鄉俗文化，二是反抗鄉俗對人性的壓迫，三是進行鄉俗革命。

　　革命作家通常都認為鄉俗是地主階級壓迫農民的一種極端手段，而且用鄉俗的表象掩蓋實際上的剝削事實，從而緩和兩個階級之間的沖突和矛盾。茅盾在《春蠶》中描繪了老通寶等一年到頭辛苦養蠶的鄉民，他們嚴格恪守農時，避免沖撞到各種風俗和禁忌。在收蠶階段，老通寶把提前準備好的香燭供在灶神的面前，進行了一個隆重又莊嚴的儀式。但無論怎么努力，他們的豐收成果都會被地主階級剝削掉，自身悲慘又貧窮的命運始終無法被改寫。革命作家已經不是單純將鄉俗看成一種民間文化現象，而給鄉俗賦予了濃厚的政治色彩。

　　在第二類鄉俗敘述的文學中，作家一般都會把描寫的重點放在農民受到鄉俗之后的反抗。有妻子對丈夫的反抗，兒女父親的反抗，鄉民對地主的反抗，表現了作者對沖破階級的渴求，希望原有的封建秩序被毀滅被重塑。蔣光慈在《咆哮了的土地中》描寫了一個普通的妻子為了擺脫丈夫對自己的壓迫，毅然決然走上革命的道路，從而擺脫了夫權對自己的制約和束縛，她不用再看丈夫的眼色行事，而且在革命中獲得了絕對的自由，使自己的人格變得更加健全。這類文學中的代表作是洪琛的話劇《五奎橋》，作品生動刻畫了鄉紳和農民之間的矛盾，農民在革命的領導下反抗了鄉紳對自己的壓迫，在某種程度下反對了風水傳統這種學說，同時批判了鄉紳階級存在的意義。 　　趙樹理是解放區文學中最擅長進行刻畫農村新風貌的作家，《小二黑結婚》、《李家莊的變遷》等作品生動地反映了革命時期中國底層農村的變化。韋君宜的《龍》將自然界的現象和政治人物結合在一起，破除了封建迷信，并將它轉化成了政治信仰，這種寫作手法在當時是極為普遍的，不僅可以將革命的信念傳播給廣大群眾，而且呼吁更多的人參與到革命中。新舊風俗之間的矛盾無法在一朝一夕間解決，民主就成了一種被廣為接受的緩和矛盾的方式，無論哪種文學都不能完全將某種鄉俗從中國人民的心中剔除掉，這是一種具有價值導向的隱性文化，在某些方面反映了民族精神的內涵。

　　三、自由主義視角下的鄉俗敘事

　　當啟蒙主義和自由主義對鄉俗進行猛烈批評的同時，自由主義的作家悄無聲息地開始對民間的鄉俗進行保護，他們不但不認為鄉俗是糟粕，反而贊揚鄉俗中的優秀部分，把能反映中華民族精氣那部分東西用文字展現給大家。周作人是最早關注中華民俗的作家，由于曾在日本短暫留學過，他便將目光投入到中日民俗之間的差異，從更深層次分析兩國國力差異的主導因素。周作人的雜文小品從民間風俗的細節著手，將其中最迷人的部分用最質樸的文字呈現出來。沈從文也是一位極其善于描寫鄉野風俗的作家，《邊城》用最簡單的文字描繪出了湘西小鎮美麗又質樸的風光，感動了一代又一代讀者。沈從文的寫作秘訣是將自己置身于鄉俗情景中，傾情于最廣袤的土地，將生命體驗和湘西鄉俗文化緊緊融合。沈從文筆下的苗族鄉俗雖然比較原始，但是對人性的包容度更大，鄉土生活更富有人情味。《蕭蕭》里的主人公在遭受屈辱后受到嚴厲的懲罰，但是她并沒有因此被遺棄，仍被眾人接受，還有《丈夫》和《柏子》中的妓女也沒有被村民歧視，在那個年代下任何人都有自己說不出的苦衷。

　　自由主義下的鄉俗敘事比其他角度中的敘事更加保守，因為作家支持保護民俗的多樣性和原始性的目的就是維護一個傳統的中國。所以，周作人的小品散文、沈從文的湘西文學及廢名的純藝術化的鄉俗敘事，都是通過展現一個暗潮洶涌的民間表象，給讀者傳達出傳統習俗中的自由主義。

　　結語

　　鄉俗的源頭是社會最底層的農民群眾，因此鄉俗會有很濃郁的地域色彩，是某個特定時期農民生活風貌的集中體現，具有很高的歷史價值和文學價值，我們不能簡單地否定或者肯定某種風俗。文學是一個社會最鋒利的思想武器，尤其是在戰爭動亂的時代，文學甚至有開發民智、扭轉輿論的重要作用。現代文學史中對鄉俗鄉景的描寫不勝枚舉，對于我們研究鄉土文學有重要的幫助，而且能將其精髓應用在當代文學中。在撰寫過程中由于學術水平的限制，必有紕漏和失誤存在，還望各位讀者在閱讀過程中能夠及時指正，共同促進本項研究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