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文學論文，筆者通過考察“文學青年”張聞天與“五四”時期其他思潮、流派的多樣聯系，揭示影響其文學心理的復雜因素，呈現其文學思想生成發展過程中的復雜沖突與糾葛，能夠有效窺見“五四”時期被“召喚”的新知識分子精神發展的一種軌跡。
第一章“河海”時期：“新青年”的最初覺醒
第一節河海工程專門學校的教育
自列強以堅船利炮打開中國大門，外辱日深。為強國御辱、解民倒懸，仁人志士不斷探索著救國救民之道。眾人各抱其說，各行其是，積極尋求療救良方。五四前后，西方思想得到更加廣泛傳播，并與中國社會現實碰撞融合。一時各類救國思潮“百花齊放”，呈現出蓬勃之勢。發端于鴉片戰爭時期的“實業救國”思潮此時再次盛行。以張謇、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審視現實國情的基礎上，反思和總結歷史經驗，試圖通過振興實業的方式，挽民族于危亡。“救國為目前之急”已成為廣泛共識，然而，張謇認為，“軍事救國”“教育救國”等不同主張理應有“緩急之序”。“譬之樹然，教育猶花，海陸軍猶果也，而其根本則在實業。若騖其花與果之燦爛甘美而忘其本，不知花與過將何附而何自生。”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興實業之緊迫，“凡強國可以至此者，起源千條萬端，而悉歸于實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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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業救國”思潮的流行極大地影響著當時的青年。據郭沫若回憶，“在我們的那個時代是鄙棄文學的時代，實業救國、科學救國的口號成為了一般智識階級的口頭禪。凡是稍微有點資質的人都有傾向于科學或實業的志愿……”，“二三十年前的青少年差不多每一個人都可以說是國家主義者。那時的口號是‘富國強兵’。稍有志趣的人，誰都想學些實際的學問來把國家強盛起來……”興實業以救國的理想，使時人對文學“有一種普遍的厭棄”。在這種潮流的影響下，郭沫若被“逼著出了鄉關”，到日本學習醫科，雖傾心于文藝，也只能“存心克服它”。后來記錄學生時代時，郭沫若再一次坦陳心志，“我在初，認真是想學一點醫，來作為對于國家社會的切實貢獻”，然而終究沒有學成，這被郭沫若引為憾事。郭沫若的好友成仿吾進修于東京大學兵器制造科，張資平學地質學，可見，“研究實際學問”成為當時青年的一種普遍志業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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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開導無知識”：革命的前提
“河海”在“五四”運動爆發后迅速成為南京地區的中堅力量，校長許肇南被推選為南京學界聯合會臨時主席，張聞天、沈澤民、丁繩武等學生也積極投身反帝愛國運動，成為南京學生聯合會的骨干。“六三”風波平息后，當局唯恐學潮再起，命令全國學校提前放假。張聞天、沈澤民并未離校，而是積極參與到《南京學生聯合會日刊》的編輯工作中。
《南京學生聯合會日刊》創辦于1919年6月23日，是“五四”期間南京地區的第一份進步刊物，由南高師國文科學生阮真擔任主編，張聞天同沈澤民、劉英士、董開章、丁繩武等人共同擔任編輯科科員。任職期間，張聞天積極撰文，現存的50號刊物中，有15號刊載了他的文章。需要注意的是，這時寫作于張聞天而言，并非“攏著一雙雪白的手，立在不受危險的地方，發幾句不關痛癢的議論”，而是一種與學生運動等同的重要的政治參與方式。張聞天認為，解決社會問題最要緊的是“鏟除士大夫階級”。“士大夫階級”如何鏟除？需要勞農界人共同起革命。而勞農界人現在“一點知識都沒有”，處于混沌蒙昧的狀態中，對自身處境無知無覺。這便需要“有知識的開導無知識”，然后大家一起干涉政治。張聞天的寫作即基于“開導無知識”，即啟蒙的目的。這里被反復強調的“知識”，并非科學知識，而是指政治“常識”。在張聞天發表在《南京學生聯合會日刊》的文章中，國家、社會、國民、平等、自由、博愛、法律、道德等概念被反復闡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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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青年的夢：新村、工讀與精神運動
第一節“民眾的力量”：社會觀念的覺醒
民初民主革命的成果與人們心中為之規劃的美好藍圖相去甚遠。有人真實記錄了這種心理落差：“自有清國變，改造共和，革命諸子創中國數千年未見之業，人民歡慶，皆曰吾國從此可由弱而轉強也。不意數載于茲，兵連禍結，百政莫舉，全國紛紜，內訌未已，外患加逼。”歷次政治運動的失敗，使知識分子對政治革命深感失望，“沉淪的現實”如何才能通向“理想的未來”，人們對此展開了新的思考，社會的觀念因此覺醒。“到了山窮水盡的時候，大家于是覺得以政治去改造政治，是沒有用的；于是想到以社會的力量，去改革政治。大戰的影響，是以外力促醒社會的觀念；內亂的結果，是以內力促醒社會的觀念。……民眾既然發現了這個社會了！”
“社會”的發現基于對“國家”偶像的破壞。陳獨秀在《說國家》（1904年6月14日《安徽俗話報》第5期）中，指出了“國家”的三個要素，即一定的土地、一定的人民、一定的主權。此三者緊密聯系，共同建構了“國家”的概念，并且處于同等重要的位置，“缺少一樣，都不能算是一個國”。張聞天也以此三要素闡釋“國家”這一概念：“國家是有一定土地，有一定人民，有一定主權，缺少了一樣就不成其為國家。”與陳獨秀不同的是，張聞天格外強調了“主權”之于“國家”的重要意義，這與剛剛過去的外交風波不無關系。1918年8月15日，《新青年》第五卷第二號發表了陳獨秀的《偶像破壞論》，“國家”作為“偶像”之一，也被納入破壞之列。這篇文章中陳獨秀再次談到“土地”與“人民”兩種要素，“一個國家，乃是一種或數種人民集合起來，占據一塊土地，假定的名稱”。“主權”似乎被忽略，但這并不是因為國家不再面臨“主權”危機，而是陳對政府的信任危機不斷加重。一國之中，制定刑法、征收關稅、修正軍備、辦理外交等種種國政都要倚仗“主權”，而行使“主權”的權力歸于國民政府，可見，對于政府的權威，陳獨秀當時是認可的。轉變發生在辛亥革命之后，尤其是1914年前后，袁世凱掀起的復古逆流，百政俱廢，人民生機斷絕，引得知識界人士相當憤慨，對政治的失望情緒不斷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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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青年的夢”：新村的美好藍圖
如果說在《“五七”后的經過及將來》與《中華民國平民注意》中張聞天試圖通過呼吁國家制度改革與新國民的創造使“一切問題迎刃而解”，《社會問題》中，張聞天完成了社會的發現，并注意到了個人與社會的聯系。這為他日后強調人格的充分發展進而改造社會準備了思想認識。對舊事物的批判要求觀點的鮮明尖銳，對新思潮的紹介要求表達的明白曉暢，詩歌、小說等文藝形式顯然不適合于這一點。因此，張聞天最初發表于《南京學生聯合會日刊》的文章以評論、雜感為主。他的第一篇顯示出文學色彩的創作《夢》發表于1919年8月27日的《時事新報·學燈》。
上海的《時事新報·學燈》和《民國日報·覺悟》作為“四大副刊”之一，是新文化傳播的重要陣地。茅盾曾提及，《時事新報》“‘五四’以前，對新文化運動持反對態度，其后急變而以提倡自居，副刊《學燈》曾在上海青年學生中有過一個較深的印象”。上海與南京相隔不遠，南京的青年學生同受其影響是毋庸置疑的。張聞天這一時期的創作主要發表在《時事新報·學燈》與《民國日報·覺悟》兩種刊物上。由于地緣關系，對于文藝特別愛好的張聞天寫出自己的第一篇文藝作品時，選擇兩者之一發表在情理之中。《時事新報·學燈》不斷變動的編輯群體，使該刊在不同時期呈現出不同的編輯風格。其中，1918年底《學燈》向新文藝的轉向與張聞天《夢》的發表有著重要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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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到人生中去：做無私的光明的找求者
第一節“在社會主義的歷程做一個小卒”

文學論文參考

張聞天《無抵抗主義底我見》發表后，引來了陳望道、沈雁冰的批評，陳望道與沈雁冰都主張暴力革命、武裝反抗。1920年，陳望道協助邵力子，擔任《民國日報·覺悟》編輯一職。張聞天是《民國日報·覺悟》的熱心讀者，也是積極撰稿人，來往之中，兩人觀點上時有交鋒。同年，陳望道由日文轉譯了我國第一部全譯版《共產黨宣言》，思想上表露出強烈的馬克思主義傾向。陳望道撰寫了《怎能實行無抵抗主義呢？》與《論愛——答聞天先生》兩篇文章，回應張聞天關于無抵抗主義的見解。陳望道質疑了張聞天“現代的人竟無人格之可言”的觀點，提出能夠幫主人民排除痛苦的都是愛，“不抵抗善使善滋長固是愛；抵抗惡使惡消絕也便是愛”，“對于壓迫階級，抵抗便是愛；對于同階級或更下階級，協助便是愛”，主張暴烈抵抗是殘忍無愛的人，但主張弱者不抵抗，也是另一方面的殘忍。在沈雁冰看來，無抵抗主義是一種理想化的宗教思想，應對其應用范圍加以限制。“愛”作為一個抽象名詞能夠感化人，卻不能改造社會的組織和經濟制度。沈雁冰推崇蘇俄革命的道路，“就現在人類所能做到的事而言，這一條‘路’，已有那些被人稱為‘俄羅斯人’的‘人們’造下來了。”面對陳望道、沈雁冰的批評，張聞天寫了《人格底重要——答雁冰和曉風兩位先生》加以回應。張聞天一方面認為馬克思主義也存在局限，唯物史觀并不能說明全部現象，另一方面又聲明，自己并不是絕對主張無抵抗主義，若有更容易實現“愛”的方法，“我自然會拋棄我現在的主張追隨諸先生之后。”可見，無抵抗主義的主張對張聞天來說僅是一種可能“途徑”的選擇，并非唯一之“途徑”，當更有效的方法出現時，他可以隨時進行調整。

第二節投身革命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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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張聞天與左翼文學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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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張聞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身份為人們熟知，“五四”時期“文學青年”的身份卻往往被人忽略。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人生階段，早年“文學青年”的經歷，并非僅是張聞天政治生涯的簡單注腳，而表現出自身的獨特性。張聞天“文學青年”的角色與政治家的角色不是二元對立的，二者由此及彼的轉化，體現著不同時期張聞天在“途徑”問題上做出的不同選擇。作為“五四”時期青年知識分子群體的一種典型代表，被召喚到歷史現場的“新青年”張聞天走過了曲折的探索道路，受制于歷史與時代條件，他的思考與行動或許不夠成熟，卻反映著鮮活的時代精神與時代氣質，在其早期的文學活動當中，這一點體現得尤為鮮明。
“五四”時期，社會改造思潮在國內興起，農民、勞工問題等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問題。社會改造論者提出了不同的社會改造方案，并加以提倡與實驗。在張聞天早期的作品中，可以看到社會改造思潮的鮮明影響。張聞天已經能夠從階級視角深入淺出地剖析社會問題，并希望以此引發民眾共情，達到“開導無知識”，即啟蒙的目的，最終實現“勞農界人起革命鏟除士大夫階級”。張聞天信奉無政府主義與新村主義，希望通過精神運動，幫助人們得到“愛”與“真生命”，養成健全的人格，完成內部精神的改造。他同時回答了“個人在社會中如何起作用”這一問題，主張改造完畢的完善的個人，進一步自由聯合成“新社會”。張聞天在創作風格上深受唯美主義的影響，他也譯介了許多東西方浪漫主義、唯美主義的作家作品。對愛與美的極端提倡，同是基于充分發展人生、培育健全人格的目的，以推進精神運動，實現“生之快樂”與“生活底變動”。
參考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