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同性戀群體人身權益保護問題探討

本文是一篇法學論文，筆者認為伴隨著自由主義的不斷發展，每一個個體都在不斷追求個人價值，同性戀群體在世界范圍內得到越來越多的認可，這是世界文明進步的體現，我國也不例外。近年來，世界范圍內的同性戀者權益保護進程不斷加快，各種權益保護制度應運而生。

1 我國同性戀群體人身權益保護的意義

1.1 研究背景
2019 年 5 月 17 日，臺灣立法院順利三讀通過了近年來備受爭議的“同婚專法”（司法院釋字第 748 號解釋施行法），符合法律規定的同性伴侶可于 2019 年 5 月 24日向戶政機關辦理結婚登記。一年之內，全臺已有超過 3600 對同性伴侶正式注冊登記，使臺灣成為亞洲第一個同婚合法的地區；2019 年 8 月 5 日，北京市國信公證處為兩位男性辦理了北京市首例特殊群體（同性群體）意定監護協議公證和生前預囑公證；據英國天空新聞網（sky news）報道，2019 年 10 月 21 日午夜，同性婚姻和墮胎在北愛爾蘭合法，目前，整個英國已將二者合法化；2020 年 4 月 21 日，一對同性伴侶因關系破裂爭奪子女撫養權案件引發熱議。
通過近年來我國同性戀群體在大眾視野前的活躍狀態可以分析得出，同性戀群體的人身權益維護意識在不斷增強，雖然看似人少，只是基于我國的歷史傳統文化氛圍及當前國家政策，很多人不得不只能默默地在背后支持，以維護現實生活中的“異性戀”形象。在 2015 年 6 月 23 日，孫文麟、胡明亮申請婚姻登記被拒，因其結婚登記申請不符合《婚姻登記條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關于結婚必須是男女雙方的規定。截至 2021 年，有近四十個國家或地區承認同性婚姻合法化，同性戀群體的人身權益得到較為全面充分的保護，其中甚至包括發展中國家——南非、巴西以及天主教徒占多數的國家——厄瓜多爾。
在法制化不斷進步的今天，以異性戀主導的時代應該接受不一樣的文化模式，以達到實質意義上的平等與尊重。同性戀群體的內部構成豐富，大部分是以青壯年為主，所以更多的是對未來國家的中堅力量做好人身權益的保障工作。未來是年輕人之間的對話，我們應該尊重新生時代的文化潮流，不再走西方國家的老路，不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甚至宗教氛圍濃厚的國家和地區，都在以越來越寬容的態度來對待這一群體，將國家責任感融入到國家命運的血脈，在促進國家繁榮進步的過程中貢獻著自己的智慧與力量。反觀我國當今社會，雖不像以往空喊口號，弱勢群體的呼聲能夠得到國家層面的重視，但是在我國的立法進程中還需更加努力，讓社會大眾能夠意識到這一群體的存在以及它所帶來的問題嚴重性，縮小理論與現實之間的差距，積極對現實中的問題提供解決方案，正所謂“每一項新規的制定與出臺，都是一個在回答時代問題的進程”。不要讓前人學者、敢于反抗的“出柜”人士、各家公益組織等所做的努力白白浪費，需要我們的法律制度予以回應，也需要同性群體學會運用現有制度維護自己合法正當的人身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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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保護現狀

我國同性戀群體的權益保護現狀既不消極也不樂觀，這一切的源頭還得從同性戀這個詞匯進行探討，同性戀者，顧名思義是指只對同樣性別的人產生愛情和性欲的人，具有這種性取向的個體即為同性戀者。同性戀者占性少數群體（lgbt）的絕大部分，此外還包括雙性戀、跨性別、酷兒、間性人、無性戀以及其他非規范性的性取向和性別表達。按照我國衛生部 2004 年最早關于同性戀者的人數估計，我國男同性戀約占男性人群的 2%—4%，保守估計我國約有五百萬到一千萬的男同性戀者；2006 年，我國疾控中心的數據統計中，我國約有兩千萬左右的男同性戀者。在我國的社會語境下，“同性戀”一詞一直游離于主流文化之外——亞文化的世界里，其中男男文學、男男影視等還被稱為“耽美文化”。同性戀分為真性同性戀（氣質型同性戀）和假性同性戀（境遇性同性戀），本文所探討的同性戀群體特指真性同性戀，因為假性同性戀在脫離單性環境后一般會恢復本身的性取向，單性環境主要指監獄、部隊以及性別比懸殊比較大的院校（軍校、體育類、師范類、文藝類等）。

隨著時代的發展，對倫理學、醫學、社會學、性學的研究日益深入，多名著名人士的“出柜”事例，多部“同志”題材的影視搬上銀幕，同性戀群體遍布在各個職業、各個社會階層，上到影視演藝人員，下到社會普通民眾。對于同性戀的成因主要有本質論和建構論。本質論認為，同性戀和異性戀一樣，其性傾向是先天的、與生俱來的、“符合人性的”，也是人們表達性愛的基本方式之一，不能因為異性戀的主導性而否定它存在的合理性；建構論認為，同性戀是后天影響的，社會環境、心理因素等綜合作用后的結果，主要有：同性的誘導、青春期經歷、單親家庭、性別角色認同、尷尬的性體驗、對同性的過度崇拜等因素。當然關于同性戀是先天形成的還是后天影響的，目前學界尚無定論，只是作為一種學說作為研究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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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國同性戀群體人身權益保護的發展及其阻礙

2.1 我國近現代時期同性戀群體人身權益保護的發展
2.1.1 近現代時期
我國的同性戀群體在歷史上并沒有像其他國家一樣遭受嚴刑酷罰或者宗教迫害，我國自古至今的法律或者以佛教、道教為主的文化中對同性戀者相對于其他國家來講，相對比較寬容。雖然看似沒有那么多的阻礙，但中華民族五千多年以來形成的文化傳統并不亞于西方對同性戀者保護的立法阻礙，這種沉默、漠視、視而不見比強制壓迫表現的更可怕，更何況在我國的文化語境下，選擇一種異于常人的生活方式要付出更大的代價，并且結果也不一定合乎預期。
近代關于同性戀群體的人身權益的相關規定可追溯到 1903 年清政府修訂的《大清新刑律》，在以沈家本為主的修律大臣全面修訂的《大清新刑律》中，成年同性間的強制性行為只構成猥褻，不再認為是“奸”。1957 年黑龍江高級人民法院關于男子雙方之間的自愿性交應否負刑事責任向最高人民法院請示，引發了法官間激烈的討論。最終，最高人民法院做出了建國以來第一個明確關于同性戀問題的司法解釋，認為“關于成年人間自愿雞奸是否犯罪，有待立法解決。在法律尚無明文規定前，你院所提情況我們認為以不辦罪為宜”。在文革時期，同性戀群體也因“生活作風”問題受到極大的迫害，在大街小巷的槍斃人名單里，前面是現行反革命，最后總會有一兩個雞奸犯，雞奸罪、流氓罪的出現把同性戀活動推到風口浪尖，受盡牢獄之苦，同性戀者的人身權益遭受嚴重損害。1979 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舊）中規定的流氓罪是指公然藐視國家法紀和社會公德、聚眾斗毆、尋釁滋事、侮辱婦女或破壞公共秩序以及其他情節惡劣的行為，因其法律構成要件比較籠統，實際執法中隨意性較大，處罰幅度過寬，多被執法機關用作兜底條款，使得其常常與罪責刑相適應原則相左。因此，男男之間的“非正常性行為”常被看作有傷社會風化的罪行予以處置，直到 1997 年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對“流氓罪”進行刪除，并將其分解為強制猥褻罪、猥褻兒童罪、尋釁滋事罪、聚眾淫亂罪等罪名，使得曾經所謂的“雞奸行為”也不再有所對應的法律條款，對同性間的性行為的定罪處罰成為了過去式。所以，1997 年刑法的修訂也常常被認為是我國同性戀性行為非罪化的重要標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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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我國同性戀群體人身權益保護的阻礙
2.2.1 傳統思想文化根深蒂固
我國五千多年的歷史傳統文化根扎于社會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雖然同性戀現象自古就有，并且未受到法律制度的嚴重迫害，但是作為像“隱私”一樣的東西還是難以放到桌面上來談的問題，從古代的“男大當婚、女大當嫁、三妻四妾、三綱五常、陰陽調和”一直到現在的“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的家庭模式[1]，男子一直是驍勇、勇敢、理智、成熟的社會形象，女子則是端莊、溫柔、優雅、文靜的社會形象。中國人所具有的“生性含蓄”的文化特性，“面子”現象的文化表征，社會大眾普遍思想保守，不敢觸碰文化的藩籬。在古代，女子一直地位低下，作為男人的附屬品而存在，男子作為家庭“頂梁柱”的形象更不允許他們表現出柔弱的一面。隨著女權運動的不斷發展，逐步實現了兩性在政治、經濟、文化、家庭等各個方面的平等，隨著多元文化的發展，傳統文化與新興文化之間也在不斷激烈碰撞，但新興文化發展時間短，使其難以在較短時間內獲得大多數人們的認可，缺乏廣泛的民意基礎，無法改變傳統文化的主導地位。
隨著社會文明的演進，特別是西方法律價值觀的沖擊，自改革開放以來，公眾的傳統觀念不斷開放包容，“人權”的法律理念深入人心，尤其是東南沿海地區經濟發展促進了思想的開化，而西部經濟落后地區人們思想還是較為保守，大部分信奉“重男輕女、多子多福”的傳統家庭生活觀念，加之近幾年社會政策的導向使得同性戀群體的人身權益保障道路不斷延長，比如“三胎政策”的出臺，社會老齡化問題嚴重等，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使用“伴侶”的方式來保障同性戀群體的配偶權、親權等人身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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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國同性戀群體人身權益保護的學理分析和可行性
3.1 同性戀群體人身權益保護的學理分析
3.1.1 同性戀群體人身權益保護契合人權保護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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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同性戀群體人身權益保護符合法的秩序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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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國對同性戀群體人身權益保護可選擇的進路

4.1 國外對同性戀人身權益的保護實踐

4.1.1 婚姻模式—荷蘭

隨著世界文明制度的發展，各個國家的歷史、文化、經濟等發展參差不齊，法律制度也存在著很大的差異，有些國家經濟發展迅速，走在世界發展導向的前沿。荷蘭以寬容的社會風氣而聞名，更是法律界人士在研究同性戀權益保護課題上繞不開的國家，作為世界上第一個承認并用婚姻模式來保障同性戀群體人身權益的國家，為其他國家的立法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作為世界上最開放的國家—荷蘭，在各項社會事業和其他方面走在世界前列，對同性戀者的寬容與它發達的資本主義經濟、文化、“海上馬車夫”的歷史是分不開的。荷蘭起初是以 1998 年的《民事伴侶法》對同性戀群體進行權益保障，同時這部法也適合于異性戀。相關法律要求雖然不像婚姻法那樣嚴格，但也需要滿足一定的形式化要求，比如伴侶雙方必須達到一定的法定年齡，不能有法律規定所禁止的血緣關系以及婚姻關系、事實伴侶關系等禁止性條件。這種民事伴侶關系雖然不需要進行婚姻登記，但需要在司法部門或者公證部門的見證下簽署一份《同居登記協議》，與此同時也修訂了可能會產生的歧視性條款，使法規與同性戀群體的人身權益更加匹配，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把同性戀群體納入法律保護的范圍之內，并且在繼承、扶養、退休金和社會安全保障等方面與異性戀一樣享有權利，承擔相應的義務。雖然排除了關于領養和監護的相關規定，但作為一部向同性婚姻模式過渡時期的法律，同性戀群體的權益得到國家的重視并予以保護已經是邁出了一大步，其本質是一種民事結合的模式。

4.1.2 伴侶模式—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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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本文主要通過對同性戀者人身權益的闡述，對其人身權益保護的學理和可行性進行分析，對我國同性戀群體人身權益的發展及其阻礙進行解讀，通過個人電話訪談、調查問卷的方式收集到的一手資料以及國外保護實踐的分析，為我國的同性戀者權益保護提供一些可視化的建議。伴隨著自由主義的不斷發展，每一個個體都在不斷追求個人價值，同性戀群體在世界范圍內得到越來越多的認可，這是世界文明進步的體現，我國也不例外。近年來，世界范圍內的同性戀者權益保護進程不斷加快，各種權益保護制度應運而生。因此，在現行制度下，我國可以考慮伴侶制度、意定監護制度的優勢，為同性戀者的配偶權、親權、隱私權、養老和醫療等人身權益加以保護。同時，對涉外婚姻、同性收養、民法適用等問題進行適度完善，為同性戀者人身權益保護問題的相關配套政策掃除阻礙，也能為國民接受同性戀群體預置空間。
未來是屬于年輕人之間的對話，要理性對待改革之痛，用制度的先進性去引導新的運行準則，同性戀群體人身權益保護作為同性戀者權益保障的前提和基礎，具有奠基性的作用。屆時，關于同性戀群體的財產問題也會迎刃而解。礙于個人學術研究能力有限，文中不免存在一些問題和不足，研究數據也需進一步的更新和豐富，但還是衷心希望能夠為我國同性戀群體的人身權益保護貢獻一份自己的力量。為此，我們應該在靈活運用現階段制度的基礎上，不斷挖掘具有我國特色的同性戀群體人身權益保護模式，為世界同性戀者權益保護提供中國范本。
參考文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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