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爾濱市城市社區治理協同度評價思考

本文是一篇mpa論文，本研究對當前城市社區治理模式的改善雖不具備速達性。但協同治理在城市社區治理中對治理主體關系調和、治理事務應急時效性、治理場域調適靈活性、治理資源調動統籌性等方面具備的貢獻性力量，在未來社區治理中必將為社區應急管理、社區治理韌性、社區承載力等方面帶來質的變革。
1緒論
1.1研究背景
城市社區被喻為“我國社會治理體系的神經末梢”，是“市域社會治理的基石”，城市社區對基層治理具有重要意義。2017年頒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強和完善城鄉社區治理的意見》中指出“城市社區治理事關黨和國家大政方針貫徹落實，事關居民群眾切身利益，事關城鄉基層和諧穩定”。城市社區治理也是推進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內容，十九大強調要“加強社區治理體系建設，推動社會治理重心向基層下移，發揮社會組織作用，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實現城市社區協同治理是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基層回應，也是滿足新時代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需求的必然選擇。

城市社區是社區治理的基本單元，社區是承接突發性危機事件可能性最大的管理場域，這要求社區在面對具有高度風險性和復雜性的治理環境中具備強大的應急能力和調控能力。依據我國城市社區治理改革的現狀來看，面對新時代社區治理的需求，政府為單一主導的社區治理模式雖能為紓解社會風險事件、社區服務、社區管控等社會事務提供有效渠道，但在應急靈活性、服務精準性、資源匹配性等方面的局限性無法為社區治理帶來足夠韌性與靈活力。“十八屆人民代表大會中也提出要加快形成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管理體制。”因此，將居民、社會組織、企業等多元主體引入城市社區治理，通過發揮多元主體的社會屬性和本職功能來彌合政府在治理方式、治理行為、治理技術等方面的銜接縫隙，以協同力深層激發城市社區治理活力是應對當代“社區風險常態化”危機的重要路徑。協同重在治理主體間相互合作與支持，從已有的社區治理實踐來看，治理主體間治理行為與協同關系尚未妥善融合。歸其原因，一方面，社會領域、政府治理協商的無序性消耗了社區治理主體間協同共治的內源動力；另一方面，治理主體間關系的“碎片化”，使城市社區協同治理尚面臨多元主體各自為政、缺乏溝通與協調的局面。因而有必要以城市社區前期、中期、后期的協同治理過程為探析路徑，逐步探析協同“碎片化”產生根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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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目的及意義
1.2.1研究目的
發揮協同治理縱深力量實現城市社區治理模式變革，是全面提高國家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實現社會管理體制變革的有力路徑。由于城市社區治理尚處于轉型的過渡時期，城市社區協同治理中的多元主體間協作關系、外部治理環境促合度、內部運行機制承接度尚處于相互調適的關鍵階段。為保障建設成果與預期治理目標的一致性，急需深入剖析我國地方城市社區協同治理總體建設和社區多元主體協同共治的進程與現狀，及時矯正治理偏度，著重彌合建設乏力點。
本研究以哈爾濱市城市社區為例，探究哈爾濱市城市社區治理協同度已有形態。本文以系統性、整體性思維構建體系化、科學化協同度評價體系，通過實證測算結果，精準定位哈爾濱市城市社區治理中制約治理協同度的現實問題，結合哈爾濱市建設實際情況提出相應對策，以此提升城市社區協同治理的協同度。
1.2.2研究意義
理論意義：本研究在前期準備工作中完成了大量文獻梳理，有助于理清城市社區治理的發展歷程和現狀，為進一步了解城市社區協同治理提供堅實理論基礎。以協同治理理論厘清城市社區治理核心要素，利益相關者理論界定城市社區中治理主體的利益關系，協同優勢理論闡釋協同行為的重要性等，理論與內容深入結合的研究方式，拓寬了治理相關理論的應用范圍，豐富了理論與實際治理理念的結合度。在協同度評價方法構建上，采用將協同評價模型的量化研究方法引入社區治理領域的方式，豐富了該領域研究的評價方式。最后，研究結果具備理論參考性，能夠為其他地區解決城市社區協同治理問題提供參考價值。
現實意義：深入研究城市社區協同治理水平符合當前社會需要，文章從政府、社會、企業三種主體分類著手開展研究，能夠滿足一般社區協同治理的研究需求，對明晰城市社區協同治理中的治理運作規律，及其他社區優化協同治理的實踐活動具有借鑒意義。本文通過量化模型對城市社區協同治理的協同度進行評估，能夠科學反映社區主體協同現狀和協同治理實現度，為分析社區協同治理中的難點和賭點，解決治理困境提供科學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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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相關概念與理論基礎
2.1相關概念
2.1.1城市社區治理
城市社區治理這一概念由“社區”、“城市社區”和“社區治理”三層含義共同構成。城市社區的概念由社區演化而來，“我國在《民政部關于在全國推進城市社區建設的意見》中對“社區”一詞進行了明確定義：社區是特定區域內的社會生活共同體。”并在該文件中明確指出“城市社區的建設，是鞏固城市基層政權和加強社會組織民主政治建設的重要途徑。”“城市社區”是在城市的社區中進行的治理活動，是第二、三產業的集聚地，是在社區體制中進行規模調整后規范的治理場域，學術界將城市社區劃定為地域、人口規模大且結構復雜的社會生活共同體，該群體的職業分工呈現種類多、密度大等復雜性特點。《中國城市社區治理藍皮書》中定義“城市社區治理是在社區范圍內，依托治理的多方主體和治理方式的多樣性，共同對社區公共事務進行有效的管理，從而增強社區凝聚力、提高社區居民自治能力、增進社區公共生活整體利益最大化和可持續發展的過程。”
社區治理作為一種社區事務治理模式，從一般意義上理解是在國家法律法規的指導的前提下，由政府統一領導其他主體致力于社區治理的治理活動，通過調整國家和非政府組織及其他性質組織的合作關系，解決政府在市場供給中的窘境。在研究社區治理概念過程中發現不免有學者將社區治理與社區管理混合而談，但社區治理與傳統的管理存在本質上區別。社區管理重視對政府在社區中核心領導地位的塑造，用行政控制手段對社區公共事務進行管理，具有濃重的行政色彩。而治理重視自上而下的管理和自下而上的自治二者并行。城市社區治理是法律制度框架下，政府、社會組織、社區自治組織、市場以及社區居民等多元主體共同致力于城市社區管理事務的活動。這種為共同目標而進行的治理活動，目的是使社區達成一種“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的良好狀態。城市社區治理強化了城市社區與治理的結合，具有治理主體、治理工具、治理內容多元化特點，一方面重視社區穩定和發展，另一方面強調社區培育與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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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理論基礎
理論可以賦予分析者批判的視角，為實踐建立評估和分析的理論框架。理論源于實踐，實踐能夠檢驗理論的同時為理論充盈新的內涵。本文此部分涉及的理論選取主要源于對sfic模型和城市社區協同所涉及的相關理論的思考，在與本文研究主題進行結合性分析后，將以下四種理論作為本文的理論框架基礎。
2.2.1協同治理理論
協同治理理論是在傳統的理論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是對傳統治理理論的充實與發展，是“一個不同于統治的含義和條件，過程嶄新的管理模式”。協同治理理論最早源于上世紀70年代而后不斷被豐富和完善，“協同”的概念起初來源于自然科學領域，德國物理學家赫爾曼·哈肯在1971年提出“協同學”的思想，強調多元主體的彼此合作。因協同理論在客觀反映不同子系統特定邏輯結構和責任規則的協調配合中呈現顯著效果，能夠引導系統的有序化運行軌跡，隨后也被政治學等領域所廣泛應用。一般意義上，“協同治理理論是指多元主體在法律和制度的約束下，在同一作用領域或空間基于自身意愿的自主協作模式。”共同、整體和合作等理念，已成為諸多國家社會體制改革的理論選擇。
協同治理的形成動因源于“善治”，是人們在追求公共利益的基礎上而提出的新型治理主張。協同治理通過不同權責的行使，合理把握市場資源配置和政府政策主導的作用，以取得良好的治理效果。在“善治”理論的完善下，協同治理成為一種新的治理研究范式。在應用協同治理理論進行的相關實踐中，表現出機智靈活、廣泛參與等諸多優勢，能夠通過協調功能根據特定的治理需要采取銜接性治理方案。協同治理理論下各主體之間競爭與合作關系并存，并通過博弈這一互動過程實現整體效果的最大化，實現社會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和穩定性，在一些基層治理難題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協同治理理論具有幾個重要優勢特征，即主體多元化、自組織化、主體依賴化、規則共同化和主體協同化。總體來看，協同治理理論是引導多元治理主體有序參與社區治理及適應治理要求的重要理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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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城市社區治理協同度評價體系構建
3.1城市社區治理協同模型的選擇
3.1.1協同模型的比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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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sfic模型與本文的相適性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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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哈爾濱市城市社區治理協同度評價
4.1調查區基本情況與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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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哈爾濱市城市社區治理協同度調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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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提升哈爾濱市城市社區治理協同度的建議
5.1提高主體參與協同度

由多元協同治理主體分析，城市社區治理過程中多元協同主體間協同度未產生高度協同的形態，一方面源于主體角色與社區協同治理需求融合不夠深入，治理能力尚不能滿足社區治理中協同的需要；另一方面多元主體間聯動治理的積極性不強，尚未在治理事務中形成協同合力。因此如何激發多元主體參與社區協同治理，以及怎樣增強主體共治能力是有效提高城市社區治理多元主體協同度的焦點議題。
5.1.1激勵多元治理主體作用發揮
對社區治理而言，主體作用的發揮著重體現在對社區事務治理的滿足。參與社區治理的主體除具備各自角色特征、遵循組織生存準則外，更需深入探索社區對于主體功能的需求。從提升多元主體治理能力提高對社區治理的相適性，以互利共贏關系促進多元主體投入社區事務，是增強多元主體參與協同治理的積極性、保障主體責任意識的重要方式。
通過對比分析發現，政府、市場和社會三大主體在社區協同治理中未充分發揮自己的治理優勢，對社區基本公共事務的關心度較低，外部治理環境的促進力度對推動多元主體投入性治理行為的作用力薄弱。因此考慮針對多元主體特征，依靠主體間關系從內部形成治理互推力以彌補外部環境促合度帶來的針對性不足問題。首先，促進角色轉變發揮政府在社區協同治理中服務功能的核心作用，通過決策領導力為社區多元主體協同行為及方式提供及時、必要的方向引導，增強政府對多元主體治理難題反饋信息的回應性。發揮規制和調節能力為多元主體治理活動聚集各類可調配型資源、調節主體間權力平衡度，營造多元協同的主體治理協作環境，達成行政干預的合理介入與靈活調整。其次，利益的差異化使得多元主體在協同過程中難免傾向于自身有利的既定價值目標，因此妥善建立利益伙伴關系、達成共同治理目標是激發多元主體參與積極性和有效性的重要前提。發揮黨組織優勢，將黨員群眾力量中協調者、組織者的角色力量滲透到多元主體所在組織中，以科學和團結的宗旨為多元主體間塑造一致的協同治理目標，促進協同主體對社區協同建設理念、多元主體協作關系的重塑性認識。

5.1.2強化多元主體協商共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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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結語
“共建共治共享”治理共同體的新時代背景為城市社區治理架構起協同共治的實踐之路，推動城市社區迅速向法治化、社會化、智慧化、專業化多元共治型的治理結構轉變。本文實證研究僅選取了特定城市社區作為研究對象，雖不能透徹反映城市社區協同治理的全局性問題，但實地調查的數據結果也真實呈現出城市社區協同治理存在區域發展局限的情況，協同主體間協同度的提升是當前城市社區協同治理急需應對的治理命題。多元協同主體在協同治理城市社區中突顯出的合作、共贏、自治等特質，使協同治理從本質上有別于傳統管理。意味著完善社區協同治理需突破已有建設模式的桎梏，以密切關注社區多元主體協同治理過程為切入點，從內在強化多元主體協同力，同時革新服務于社區協同的制度使用功能、治理運行機制、信息平臺建設，營造活躍的社區協同治理氛圍，提高多元主體協同、合作意識，強化協同環境對協同治理行為的承載力，塑造強韌有力的多元主體協同關系，是激發社區治理持久性和治理活力的生存路徑。此外由于協同治理自身的屬性，城市社區治理活動達成協同需要一個漫長的時間去培育，需要基于協同主體足夠的時間磨合彼此，增強信任，因此本研究對當前城市社區治理模式的改善雖不具備速達性。但協同治理在城市社區治理中對治理主體關系調和、治理事務應急時效性、治理場域調適靈活性、治理資源調動統籌性等方面具備的貢獻性力量，在未來社區治理中必將為社區應急管理、社區治理韌性、社區承載力等方面帶來質的變革。
參考文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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