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產支持政策對蔬菜種植規模影響的實證探討

本文是一篇mpa論文，本文歸納和概括了國內外研究，基于公共物品理論、農戶行為理論和規模經營理論，首先系統梳理了改革開放以來國內的生產支持政策變遷，并對當前我國蔬菜生產支持政策實施情況進行概括分析。選取x區作為調研區域，對當地蔬菜專業種植農戶展開問卷調查，采集樣本數據。
1緒論
1.1研究背景
農業作為弱質性基礎產業，是國之根本，離不開國家的政策支持。其次，蔬菜作為“菜籃子”產品，易受天氣、季節影響，容易因供求不平衡導致滯銷和市場價格波動頻繁等問題。改革開放以前，人民的日常生活難以得到保障，保障食品供應成了當時亟需解決的問題。這種現實背景下，單純依靠市場經濟本身的調節是比較困難的，需要依靠政府力量調控。為推動蔬菜產業發展，我國政府實施了多項補貼政策政策貫穿蔬菜產業鏈的全部環節，蔬菜生產支持政策體系逐漸完善。近年來，我國蔬菜的生產水平與食品質量安全顯著提升，綠色農業不斷發展，供需矛盾逐步得到解決，農產品流通體制和產銷對接不斷發展，形成了高效靈活的運行機制。據統計，2020年我國主要農作物播種面積達167487千公頃，其中蔬菜瓜類種植面積占22556千公頃，我國蔬菜總產量達到74912.9萬噸，水果總產量達到28692.4萬噸。值得研究的是，我國蔬菜產業發展的過程中政府實施的相關農業政策是否起到了實際作用？因此，對于蔬菜生產支持政策的研究具有現實必要性。

我國蔬菜產業支持政策涉及蔬菜產業鏈的各個環節。生產環節主要包括生產基礎設施建設、農產品生產資料建設；流通環節主要包括農產品冷鏈設施、物流運輸、農貿市場建設；銷售環節主要包括農產品產銷對接建設、農產品價格調控。政府為農產品的生產、流通和銷售不斷提供政策支持，主要包括農業的基礎設施建設、質量安全強化政策、農業保險補貼、冷鏈物流設施建設、稅收優惠政策、綠色通道政策、信息水平和生產技術水平建設等政策措施。我國每年向三農領域撥付巨額財政資金，并出臺了大量政策覆蓋蔬菜供應鏈的各個環節（楊芷晴2020）。2019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要走高質量綠色農業發展道路，構建農業政策補貼體系，2020年中央“一號文件”再次強調完善農業補貼政策，2021年提到要加大農業補貼力度，推進農業現代化，強化農業科技支撐，2022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要保障重要農產品穩定供給，強化農業現代化基礎設施建設。因此，探究當前中央和地方政府實施的具體蔬菜生產支持政策對于我國農業政策體系的研究有一定理論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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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目的
本研究擬對我國三十余年來蔬菜生產支持政策的變遷特征進行總結，并對現階段我國生產支持政策對蔬菜種植規模的影響關系和影響程度進行研究，尋求我國蔬菜生產支持政策實施的弊端及發展空間，提出一定對策建議，從而更好地完善我國蔬菜生產支持政策體系，保障蔬菜生產穩定供給，提高質量安全水平，從而實現農民增收，推動蔬菜規模化、產業化進程。
當前研究大多集中于大宗糧食產品的農業補貼政策，對蔬菜等“菜籃子”產品的政策支持研究相對較少，且大多研究聚焦于流通環節和生鮮品價格調控。本研究內容和過程具有科學性合理性，對我國農業政策支持體系的調整和完善以及蔬菜產業規模化進程也有一定的理論價值。
由于蔬菜產業的弱質性和特殊性，單純依靠市場發展進程無法推動蔬菜產業高效高質量發展，需要政府給予政策支持進行保駕護航，持續推動蔬菜產業持續發展。通過分析政策對蔬菜種植規模的影響，厘清生產支持政策對蔬菜規模化種植的作用過程，發現生產支持政策實施中存在的問題，可以使政府在推動今后的蔬菜規模化發展中找準重點，不斷調整農業支持的水平和范圍，提高農戶種植積極性，增加農戶蔬菜種植收益，推動地區產業結構升級，走向品牌化和規模化。因此本研究對蔬菜產業規模化發展和我國農業政策體系完善有著實際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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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獻綜述和理論基礎
2.1文獻綜述
2.1.1國內外農業政策支持必要性的相關研究
農業政策研究的萌芽階段源自美國1933年頒布的《農業調整法》。作為近代歷史上研究農業支持政策的早期理論成果，《農業調整法》指出美國農業主要通過實施農產品價格支持政策，穩定農戶收入。1962年歐共體成立后出臺的《共同農業政策》（cap），是農業政策的標志性研究，使得農業問題成為一個專門范疇。james（1970）研究了發達國家實施農業支持政策的背景、目的和影響；kim（1985）認為農業保護理念已融入發達國家的農業政策之中，認為農業支持政策的實施有益于農產品世界貿易，應對農業給予補貼。有學者認為，政府實施的政策支持措施會阻礙農產品市場交易，引起價格劇烈波動，主張農產品自由貿易，取消對農業的補貼政策（miller 1981）；也有學者發現政府實施的農業政策會穩定農產品市場價格，有助于提高農戶收入，因此主張對農業進行政策支持（kristína 2019）。
改革開放后逐漸涌現出對我國農業政策支持的研究。改革開放早期，我國農業總體動力不足、綜合效率較低、農民收入增長緩慢，農產品供給矛盾日益突出。因此必須要對農業進行政策支持（程國強1993）。黎元生（2004）認為政府適度干預能促進農業運轉機制創新，有利于政府和市場功能的有機結合，應不斷推進政府宏觀調控下農產品流通模式的不斷創新。也有學者持不同想法，蔡昉（2004）認為中國農業應當發揮競爭優勢，積極參與國際貿易流通，主張貿易自由化，認為農業補貼政策會給政府帶來財政壓力，而且農業補貼的政策持續性較長，政策執行難度大，政策落實較難，大幅度實現農業補貼政策還可能造成產能過剩，因此不主張實行各項補貼支持政策。這些爭論基于早期學者將農業支持政策理解為政府盲目干預農產品生產流通，扭曲市場競爭。同時，隨著經濟社會發展，我國農業政策體系不斷完善，學者們目前對我國實施農業支持政策普遍抱有積極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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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理論基礎
2.2.1公共物品理論
一般來說，公共物品大部分由政府提供，不具備競爭性和排他性。隨著政府行政體制改革，逐漸衍生出少部分由市場提供的公共物品。人們在使用公共物品時，基于公共物品的特性，會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角度盡可能多地去利用它。在選擇公共物品上，人們會隱藏自己的偏好，并以最少的成本去獲得公共資源（杜春林2016）。
農村公共物品是指由政府提供，面向三農的政策或服務等公共物品。一般指滿足生產生活需要的農村義務教育、基礎醫療、水利、電力設施、基建和社會文化服務等。農村公共物品的服務對象是三農，服務內容主要包括生產物資、基礎設施和公共文化等，不同地區的農村公共物品內容和側重點有所不同，呈現出地域性特征。農村公共物品一般由各級政府提供，不同層級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規模、效益呈現出自上而下的層次特征。可轉換性主要體現在不同地域間農村公共物品的供給上。在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農村，農村道路設施和水利灌溉設施等公共物品需要依靠政府供給；在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農村，農村公共物品的供給更多依靠市場供給，公共服務社會化較明顯（王惠琴2021）。
2.2.2農戶行為理論
在研究領域，農戶行為即農業生產經營決策和活動，其中主要討論的是生產決策。農戶的生產行為還包括生產內容、生產方式以及生產投資規模的選擇行為（岳勝男2018）。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現代生產要素不斷引入，為了更能解釋現實，農戶行為理論框架也在持續優化。現有研究表明，農戶行為不只是為了追求最大利益，而是要滿足自身利益的同時與他人利益達到一定平衡，在此基礎上追求效益最大化（熊春文等2021）。農戶擴大蔬菜種植規模的決策受到外部條件和自有資源稟賦等因素影響，屬于農戶行為的范疇，能為研究提供理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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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國蔬菜生產支持政策的現狀分析
3.1我國蔬菜生產支持政策的演變
3.1.1 1988年—1995年滿足城鄉農產品供需平衡的起步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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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1996年—2000年擴大生產流通的擴張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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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生產支持政策對蔬菜種植規模影響的理論模型及研究設計
4.1理論分析及研究假設
4.1.1蔬菜種植規模的影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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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生產支持政策對蔬菜種植規模影響的理論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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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生產支持政策對蔬菜種植規模的影響因素分析
5.1描述性統計分析
5.1.1樣本特征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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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各潛變量及觀測變量的總體水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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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農戶個體屬性對擴大蔬菜種植規模的影響因素分析
6.1被解釋變量與模型
6.1.1被解釋變量說明
上一章，本研究對生產支持政策、蔬菜價格波動程度以及規模效益對蔬菜規模化種植的影響機制進行了研究，得出結論以上因素均會影響農戶規模化種植的決策行為。農戶生產決策行為不僅受到外部環境制約，同時受到自身動機需求等內部因素影響，因此，對農戶種植決策行為的研究需要從農戶個體屬性和外部環境因素共同出發，得出更為全面的研究結論。前文生計資本中的外部因素（生產支持政策）、市場價格波動程度以及規模效益等均為外部環境影響因素，故本章將從生計資本的內部因素，即農戶個體屬性出發，分析農戶個體屬性因素對農戶擴大蔬菜種植規模意愿的影響。本節采用二元logistic回歸模型檢驗變量之間的相關程度，主要通過系數的正負值和大小可以得到變量間的相關性，可以有效分析變量（宋長鳴2016）。
本研究的對象是a區調研地的蔬菜種植農戶，把農戶擴大蔬菜種植規模的意愿定義為“是”和“否”兩種情況。在問卷中，將“有點滿意”、“滿意”視為準備擴大種植規模；將“不滿意”、“有點不滿意”、“一般”定義為不擴大種植規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