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mba論文，筆者認為從中國能源綠色消費轉型動態過程來看，上層時局中綠色發展愿景所帶來的下行壓力和底層生態位中低碳創新集聚的上行潛力，兩者合力形成推動“高碳鎖定”的社會—技術體制開展根本性變革的轉型動力。因此，促進轉型動力的集聚加快高碳體制解鎖變遷仍需要時局、社會—技術體制、生態位三個層面的進一步協同作用。
1 緒論
1.1研究背景及意義
1.1.1研究背景
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也是最大的化石能源消費國，為了實現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生態環境可持續發展的鄭重承諾，達成碳達峰、碳中和的“雙碳”目標，中國能源系統低碳轉型勢在必行。從中國經濟建設的發展軌跡來看，中國處理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可持續發展間矛盾已從“先污染后治理”到“邊發展邊治理”的歷史階段，進入到“經濟環境雙贏”的新階段。近年來，中國各省市地區在大力建設發展清潔能源，強調提高電力、天然氣等清潔能源對傳統化石能源的替換比例，提升各地能源綠色消費水平，引導經濟高質量發展等方面已初顯成效。“十三五”以來，中國能源結構持續優化，能源轉型成效顯著。“十四五”時期更是中國力爭在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目標的關鍵時期，必須構建新舊能源融合供求體系，加快能源系統調整以適應清潔能源的大規模發展，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提升能源綠色消費水平，進而推動中國能源轉型。能源綠色消費轉型是中國能源系統轉型的核心環節也是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戰略的重要任務。因此，評價中國能源綠色消費轉型情況，把握中國能源綠色消費轉型的本質以及能源綠色消費轉型的整體進度與演變特征，探究中國能源綠色消費轉型的影響因素及作用機制，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對中國能源轉型具有促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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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文獻綜述
1.2.1能源綠色消費轉型研究視角
隨著生態環境惡化、能源資源枯竭問題導致經濟高速增長與生態文明可持續發展之間的矛盾日益凸顯，能源綠色消費轉型逐漸成為國內外研究的熱點，學者們對能源綠色消費轉型的研究視角愈發豐富完善，趨于多向化。
其一，從能源綠色消費與經濟增長關聯性視角出發。apergis等考察了全球80個國家在1990—2007年期間的清潔能源消費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發現清潔能源消費對實際gdp存在積極影響。pao等研究了墨西哥、印度尼西亞、韓國和土耳其等國家新興經濟體清潔能源消費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因果關系，認為節能政策短期內對能源依賴型國家經濟增長具有抑制作用。inglesi-lotz等認為增加清潔能源消費比例對經濟增長具有正向反饋，且有利于提升環境效益。張曉娣基于olg-cge情景模擬分析可再生能源對經濟增長影響，認為清潔能源份額提升短期內推動價格上漲從而抑制經濟增長，但長期將推動能源節約型技術進步從而拉動經濟增長。齊紹洲等應用面板門檻模型檢驗清潔能源消費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門檻效應，發現能源轉型存在經濟代價，提高清潔能源消費和補貼對經濟增長具有負向的非線性影響。shahbaz等探討了38個清潔能源消費國1990年至2018年間清潔能源消費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發現超過58%的國家清潔能源消費對經濟增長具有積極作用。除了上述研究能源使用綠色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外，一些學者認為經濟增長也會對能源綠色消費產生影響。例如，sadorsky等為一組新興經濟構建了兩個清潔能源消費和收入相關的實證模型，發現人均gdp增長對人均清潔能源消費具有積極的統計顯著影響。馬麗梅等通過跨國比較研究中國的能源轉型與經濟發展關系，認為人均收入水平及一定的產業結構基礎是能源轉型的重要條件。鐘海等基于中國30個省份32年的面板數據探討中國清潔能源消費對經濟增長可能影響，認為清潔能源消費對經濟增長具有明顯的非線性影響，并存在地區差異，高城市化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的城市清潔能源消費將促進經濟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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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理論基礎與研究方法
2.1理論基礎
2.1.1可持續轉型
可持續轉型的實質是能源、交通、建筑、農業等社會—技術系統中不可持續的消費和生產模式造成的氣候變暖、生物多樣性喪失和資源枯竭等環境問題已無法通過現有漸進式創新和修復的技術手段解決，而需要社會—技術系統開展根本性、顛覆式的轉型。20世紀90年代后期，隨著政策制定者和領域內學者逐漸意識到解決社會中更加復雜和長期的可持續發展問題需要根本不同的治理方法和政策方案，便開始積極尋求克服環境污染和日益加劇的社會不平等問題的解決方案。最為突出的是，荷蘭政府對技術研究在可持續發展中的作用及其在社會發展過程中減輕環境壓力方面的潛力進行了有力支持，為可持續轉型研究提供了契機。但后續研究發現，對現有技術進行修復和改進不足以克服緊迫的全球可持續性挑戰，取而代之的則是需要更有效的激進創新，不僅要求開發新的技術，還需要改變用戶偏好（如消費）、成立新的機構（如監管、服務）以及其他社會—技術系統要素的改進（如基礎設施建設，社會文化等）。因此，研究人員在演化經濟學、環境科學和可持續性研究成果基礎上逐漸形成可持續轉型理論，旨在理解技術發展與社會發展和環境后果間的動態聯系，并建立一個跨學科跨領域的可持續性轉型研究網絡（sustainability transitions research network，strn）。隨著可持續性轉型研究的迅速發展，strn網絡中的研究地域已擴展到歐洲以外的包括亞洲、非洲和美洲等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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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研究方法
2.2.1熵權topsis法
熵權topsis法是基于標準化的原始數據矩陣，根據各評價指標變異程度來確定指標內含信息量大小，進而確定各指標權重的評價方法。熵權topsis法分為兩個階段，首先通過熵權法計算得到各評價指標的權重，并且將評價指標數據與權重相乘得到權重矩陣，對權重矩陣進行topsis法計算得到相對接近度(????????????????)????????值，(????????????????)????????值越大，表明綜合水平越高。
空間自相關是指同一個變量在不同空間位置上的相關性，是空間依賴的一種度量。空間自相關使用全局莫蘭指數和局部莫蘭指數兩種指標進行衡量。全局莫蘭指數用于探測整個研究區域的空間模式，使用單一的值來反映該區域的自相關程度；局部莫蘭指標計算每一個空間單元與鄰近單元就某一屬性的相關程度。
空間誤差模型（spatial error model，sem）又稱為空間殘差自回歸模型（spatial residual autoregressive model，srar），所研究地理空間單元的因變量與相鄰區域的因變量取值相互獨立，因變量不存在空間自相關性。但是相鄰研究區域間的同一種解釋變量存在空間自相關性，表明模型中的殘差項不滿足獨立性，因此空間誤差模型主要測量了相鄰區域的因變量的誤差對所研究地理空間單元的因變量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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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國能源綠色消費轉型現狀分析
3.1中國能源綠色消費轉型的愿景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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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中國能源消費模式的高碳鎖定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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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國能源綠色消費轉型評價
4.1中國能源綠色消費轉型的本質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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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中國能源綠色消費轉型評價模型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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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國能源綠色消費轉型影響因素研究
5.1研究設計
5.1.1指標體系構建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知道中國能源綠色消費轉型具有明顯的空間集聚效應，受到多維因素的影響，基于多層動態分析框架（mlp）并結合前文構建的綜合指標體系，擬從6個維度選取城鎮化、低碳產業結構、能源新基建、科學技術發展、能源高碳消費、城市綠化對中國能源綠色消費轉型的空間效應進行考量，如表5-1所示。（1）用城鎮化率表示城鎮化水平，農村居民進入城市向第二、三產業集聚，可以加快城市工業化進程以及提升城市能源消費需求，進而影響城市能源綠色消費轉型；（2）采用第三產業增長值占gdp比重表示產業結構，產業結構優化有利于協調能源供求關系，促進能源利用效率，保證能源資源合理配置，從而影響能源綠色消費轉型；（3）能源新基建由能源工業固定資產投資表示，能源基礎設施是能源生產與消費的必要物質基礎，也是能源綠色消費轉型的關鍵支撐；（4）采用r&d內部支出來表征科學技術發展，科研資金的投入為能源綠色消費轉型在新技術、新設備、高端人才引進方面提供了資金支持；（5）能源高碳消費由煤炭消費量表示，煤炭是能源消費的主要物質內容，高碳化的能源消費模式將對能源綠色消費轉型產生重要影響；（6）城市綠化可以反映地方政府對解決城市環境污染問題的重視程度，提高城市綠化覆蓋水平可以能源消費過程中產生污染物進行吸收分解，從而影響能源綠色消費轉型。

5.1.2計量模型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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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結論及建議
6.1研究結論
通過對上述兩方面問題的解答，形成本文的主要研究結論：
（1）中國能源綠色消費轉型的現狀。宏觀愿景與長遠目標為中國能源綠色消費轉型提供頂層設計與動力來源，體現在可持續發展愿景與目標和能源安全困境和現狀兩個方面。中國能源消費模式呈現出高碳能源依賴型，體現在能源結構單一、經濟增長模式高碳化兩個方面。能源政策驅動與能源技術驅動為中國能源綠色消費轉型提供創新驅動。中國能源綠色消費轉型可以被理解為一個巨大的組織變革。這種變革的頂層設計和動力源自于宏觀愿景和長遠目標，這就要求政府及相關社會主導群體有清晰的愿景和堅定的決心，以引領和推動整個社會向綠色和可持續發展的方向轉變。在這個過程中，需要解決能源安全和經濟增長模式的矛盾，提升問題解決和決策能力。其次，從戰略管理的角度看，中國能源綠色消費轉型的戰略驅動力來自于能源政策和技術的創新。政策驅動反映了政府等相關參與者利用其在規則制定方面的優勢，以推動和引導綠色消費的發展。而技術創新驅動則體現了組織在知識和技術方面的競爭優勢，通過技術創新來推動綠色能源的應用和發展。
（2）中國能源綠色消費轉型的本質。從社會—技術轉型視角來看，能源消費系統在上層綠色發展時局、中層“高碳鎖定”的社會—技術體制、底層低碳創新生態位三個層次間協同作用過程中實現轉型。其中，時局指與可持續發展有關的主流話語（如碳達峰、碳中和、能源安全等），主要作用是迫使社會—技術體制“高碳解鎖”以及為生態位中的低碳創新提供發展愿景。社會—技術體制指由經濟發展、產業結構、基礎設施、科學技術、消費市場、環境規制6個維度互聯形成的動態結構，當前能源消費系統仍以傳統化石能源為主導能源，因此社會—技術體制處于“高碳鎖定”狀態。生態位指為低碳創新提供孵化和發展的“保護空間”（如清潔能源示范項目），以避免低碳創新在發展初期就遭受來自主流市場競爭機制的沖擊。因此，中國能源綠色消費轉型的本質是以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為主導能源的“高碳鎖定”社會—技術體制，向光伏、風能等清潔能源為新主導能源的“低碳鎖定”社會—技術體制解鎖變遷的動態過程。從變革管理的角度來看，能源消費系統的轉型實質上是一個大規模的社會—技術變革。這種變革發生在社會的各個層次，包括上層的可持續發展愿景，中層的高碳鎖定的社會—技術體制，以及底層的低碳創新生態位。這種變革需要政府等主導管理者有清晰的愿景、堅定的決心，以及創新的手段。
參考文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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