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會計論文，本文以 2007 至 2017 年我國滬、深兩市 a 股上市公司為樣本，研究了自 2007年包含商譽后續計量方法的新準則實施以來，我國上市公司商譽減值的價值相關性。商譽減值后續計量方法的變更，本應為反映商譽的經濟實質，以提高商譽信息的決策有用性，但實際中商譽減值存在大量的主觀判斷，為管理層的機會主義行為提供了空間。因此，本文首先研究了商譽減值信息對股價、股票收益率的潛在影響；其次，從盈余管理角度研究了在公司不佳財務狀況下，市場對商譽減值信息質量的識別與判斷；再者，從公司內外部治理機制角度研究了內部控制與外部審計對商譽減值價值相關性的影響。本文的結論如下：(1)商譽減值信息存在價值相關性，商譽減值信息與股價和股票收益均顯著負相關，表明資本市場中投資人士從其價值毀損的角度來解讀商譽減值信息。通過本文第五章相關性檢驗知，商譽減值與公司股價和股票收益率在 1%的水平上顯著負相關，回歸分析也同樣證實了該結論。具體解讀為：根據本文第二章相關理論可知，基于公允價值計量模式下的商譽減值，代表著公司估計未來潛在現金流入的減少，對于股價具有增量解釋能力；商譽計提減值導致公司當年度凈利潤縮減，這一壞盈余消息往往會給投資者帶來悲觀情緒，進而影響投資者的盈余反應敏感性(表現為股價敏感性)。綜上兩者，隨著上市公司商譽減值計提比例的提高，市場越是接收對于公司未來潛在收益、超額盈利能力下降的信號，最終會導致股價和股票收益率的下降。

1 緒論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義
1.1.1 研究背景
自 2018 年年底開始，資本市場上眾多上市公司就掀起了大規模的商譽減值風波。多家上市公司集中發布預減、預虧的業績預告，向下大幅修正業績預期。據 wind 數據顯示， 截止 3 月中旬，2018 年年報預告中至少有 295 家上市公司言明存在商譽減值風險,其中首虧的330家公司中有149 家公司言明業績變動與商譽減值有關,占比達45%。特別是于 2019年 1 月 30 日一天之內，集中“爆雷”了 335 家 a 股上市公司，其中部分公司虧損金額高達數十億，個別公司虧損金額甚至高達幾十億。而究其業績巨虧的背后原因，都有一個關鍵因素——商譽減值。其中天神娛樂是 2018 年的“預虧王”，在 2018 年度歸屬于上市公司股東的凈利潤約為 3.77 億元情況下，預計全年虧損達到 75.22 億元，其中對股權投資預計計提減值準備約 49 億元；東方精工預計全年虧損 44.16 億元至 29.44 億元，其中商譽減值計提金額約為 30.60 億元至 41.42 億元；聯建光電緊隨其后，歸屬于上市公司股東的凈利潤出現公司成立以來第一次虧損，預計全年虧損約 28 億元，主要是由于公司預計計提商譽減值準備約為 27 億元。可以看出，商譽減值是擊垮諸多上市公司 2018 年業績的“罪魁禍首”，導致業績集中“爆雷”。此次商譽減值在 2018 年集中爆發，原因要追溯至 2015年這一并購重組高峰年，對賭協議業績承諾期一般為 3 年至 4 年，所以大量的并購承諾于2018 年末到期。

證監會于 2018 年 11 月發布了《會計監管風險提示第 8 號——商譽減值》，一方面說明了商譽減值測試中的事項評估、會計處理、信息披露等常見問題，另一方面也著重強調了監管過程中應該注意的問題。我國會計準則委員會又于 2019 年 1 月發布了《關于咨詢委員對會計準則咨詢論壇部分議題文件的反饋意見》，對商譽的后續會計處理方法進行了討論。由此可見，商譽減值一直是資本市場投資者、監管部門和會計學者們關注的重點。高額商譽在代表著并購方對被并購方未來獲取超額收益能力的肯定的同時，也實實在在成為了 a 股市場上一把“達摩克斯之劍”——高商譽往往伴隨著高減值風險。當賬面商譽到達萬億規模時，如果上市公司此時集中進行計提減值，便會對市場整體帶來非常嚴重的沖擊。這些上市公司計提大額商譽減值后導致修正業績“業績變臉”，凈利潤大幅“跳水”。由此可見，巨額商譽減值“爆雷”使得商譽“堰塞湖”的潛在風險一次性釋放，擾亂了正常的市場秩序，值得投資者決策時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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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內容及研究框架
1.2.1 研究內容
并購重組背景下，商譽的重要性與日俱增，本文在目前現狀基礎上，提出商譽減值的研究選題。將實證與規范研究、定量與定性分析結合，首先系統梳理了圍繞商譽減值的國內外研究文獻和價值相關性相關的理論基礎，然后確定了本研究的采用的兩個估值模型和研究切入點。以在 a 股上市的公司自 2007 年-2017 年 11 年的數據為研究樣本，運用計量經濟學和統計學知識，考察了商譽減值的價值相關性；并對會計信息質量的影響因素進行挖掘，從財務狀況方面和內控外審治理機制兩個方面實證研究了商譽減值與權益市場價值的關系，較全面地揭示了我國商譽減值的信息含量，揭示了影響商譽減值相關性的因素。最后從以下幾個方面為提高商譽減值信息含量提供有價值的參考意見：上市公司并購時采取謹慎措施并合理評估商譽，積極完善內部治理及外部監督機制，政府部門對于“問題”公司采取針對性措施以促進商譽會計準則的有效貫徹執行，投資者提高對虧損財務狀況下商譽減值價值的識別力。總結來說，從以下 5 個方面依次展開:
第一部分:緒論。介紹了我國資本市場在 2018 年底至 2019 年初發生的集中商譽減值“爆雷”風波，并結合證監會和會計準則委員會的風險提示和意見反饋書，展開對商譽減值信息這一會計熱點的研究探討。進而，從會計信息質量的影響因素——公司治理機制入手，引發對具有盈余管理動機的上市公司商譽減值可靠性問題的思考，進而引發對其商譽減值價值相關性的思考。并從理論、現實層面總結了研究意義;接著，從盈余管理視角下的財務狀況和準則執行“保護傘”——內部治理、外部監督機制兩方面入手展開引申研究，引入公司財務狀況(虧損)、內控外審等調節變量；再者，分別從商譽減值與盈余管理、商譽減值與股票價值、商譽減值與內外部治理三個方面列出本文的研究框架。最后，介紹了本文對商譽減值信息的價值相關性的研究方法，并總結了本文可能的創新之處和閃光點。
第二部分：理論基礎和文獻綜述。首先，對商譽、商譽減值、價值相關性三個概念進行清晰界定，在闡明價值相關性這一會計研究專業術語基礎上，歸納整理了本研究采用的有效市場假說、信息觀、計量觀和盈余管理理論 4 個理論基礎，為全文分析奠定了理論基礎。其次，本文對商譽減值的價值相關性、商譽減值與盈余管理的文獻進行了梳理；并對內部控制與會計盈余價值相關性的文獻進行了分類總結，分別從內部控制對會計信息質量、內部控制對投資者反應的直接作用、間接作用兩種作用方式等幾個方面歸納。最后，梳理了有關審計質量與盈余管理、審計質量與會計信息質量的文獻，總結歸納了審計質量、會計盈余價值相關性的文獻。通過文獻的梳理總結，明確了本文的研究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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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理論基礎與文獻綜述
2.1 相關概念
2.1.1 商譽、商譽減值的概念
目前學界中對于商譽定義的主要觀點有: leake 提出的“超額盈利觀”、canning 代表的“剩余收益論”、hendriksen 堅持的“好感價值觀”和 miller 認為的“協同效應觀”等等。其中，我國新準則 20 號對將商譽定義為購買方將公司整體(或合并成本)大于被購買方各單項的以公允價值計量的可辨認凈資產的差額。經過研究，本文采用“超額盈利觀”下對商譽的定義：從會計角度來說，商譽是公司預期未來超額獲取盈利(能力)的折現值，是公司擁有的高于同行業平均獲利水平的能力。
而國內外學者對于商譽減值的概念主要有以下兩種界定：一，商譽減值是公司未來超額盈利能力下滑的真實反映(lee,2011; 徐玉德，2011)；二，商譽減值是公司管理層的盈余管理行為(盧煜，2016；曲曉輝，2016)。本文基于商譽減值測試中存在較多諸如資產組劃分、未來現金流量及參數估計等主觀判斷，采用了第二種盈余管理觀下對商譽減值的定義。根據對商譽減值概念界定的歸納，無論它是“協同效應”下降后的事實反映還是“盈余操縱”的手段方式，當公司財務報表中披露商譽減值這項有用信息時，使用者將如何解讀商譽減值蘊含的信息呢？使用者的解讀、識別和判斷能否引起股票價格的變化及其變化程度如何?本文將進一步探尋商譽減值的價值相關性。
2.1.2 價值相關性的概念
界定“價值相關性”這一會計專有名詞的概念，首先應從界定相關性概念開始，因為利用會計信息判斷會計準則實施效果的重要標準和前提條件即其應具備相關性和可靠性。herrmann d(2002)認為相關性是指會計信息具備“增減信息差異”的決策有用特征，信息使用人士通過該信息可以更為精準地來做出決策和未來事項的預測，不會因為獲得的信息具有差異而喪失對決策預測的把握 。fasb 認為相關性作為會計信息質量具體化特征之一，擁有該相關性特征的信息可以同公司過去、現在或未來事項結果相關聯，也可以用于確認、修正先前預測信息，該特征會導致投資者間所做出的決策存在一定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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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相關理論基礎
本文研究所用的理論分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包括有效市場假說在內，它闡述了商譽減值與權益市場價值間的傳導機制，是本研究的前提條件和被解釋變量選擇的依據；第二部分包括信息觀理論、計量觀理論在內，本文根據兩種理論下的基礎模型構建了本文的實證模型；第三部分是盈余管理理論，在該理論的指導下所設調節變量在模型關系中的作用得以更為清晰地闡明，這些理論為研究假設的提出及研究模型的構建奠定了基礎。
2.2.1 有效市場假說
有效市場假說既是信息觀的隱含前提條件，又是商譽減值與證券市場價值度量指標間估值模型成立的前提條件。最早 fama (1970)將有效市場概念界定為:有效資本市場不僅表現在所有可獲得的信息均能夠充分反映在股票價格上，并且其內在價值也始終等于其價格 。從他對有效市場概念的定義中可以看出，這里“信息有效”是對資本市場中的理想狀況，在學者 fama 的指引下本研究認為商譽減值新信息也同樣可以引起股價的變動，這為本研究做出了理論鋪墊。
有效市場假說具備的三個假設條件，分別為：(1)市場上每個投資者都理性地利用所獲得的信息對上市公司的基本面進行分析，權衡比較他們預期的未來現金流量的折現值和股價之間的大小，未來現金流的折現值亦即所評估的股票內在價值。通過買賣被低估、高估的證券套利，使得股價在長期上來看是圍繞其內在價值波動而并未偏離；(2)證券市場中的投資行為具有隨機性和獨立性的，因此盡管他們有非理性的投資行為，也不會影響資本市場的有效性；(3)證券市場中的一些理性的套利者可以通過買賣行為糾正部分非理性投資者一致且不合理套利行為，避免這些非理性一致行為對股價的影響。
在有效市場假說下，投資者所獲得的會計信息將總是充分反映于股價上，那么披露的新會計信息相應地可以引起股價的變動。眾多學者也對會計盈余與股票價格間的關聯性進行了實證研究，成果頗豐。根據該假設并結合商譽減值概念，無論是“協同效應”下降后還是“盈余操縱”手段方式形成的商譽減值，當公司在財務報表中披露這項有用信息時，在市場有效假說下，使用者都將理性地利用所獲得的減值信息對上市公司的基本面進行分析，解讀商譽減值蘊含的信息，使用者的解讀、識別和判斷能引起股票價格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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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機理分析與研究假設

3.1 機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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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研究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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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設計

4.1 樣本選擇及數據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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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變量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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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實證檢驗結果分析

5.1 全樣本描述性統計分析
本文利用 exce12010 整理了商譽減值價值相關性研究的價格模型和收益模型中涉及的全部變量，并用 spss20.0 對每股商譽減值、標準化每股商譽減值等數據進行了描述性統計分析。

5.2 相關性分析與共線性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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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研究結論及政策性建議

鑒于此，本文以 2007 至 2017 年我國滬、深兩市 a 股上市公司為樣本，研究了自 2007年包含商譽后續計量方法的新準則實施以來，我國上市公司商譽減值的價值相關性。商譽減值后續計量方法的變更，本應為反映商譽的經濟實質，以提高商譽信息的決策有用性，但實際中商譽減值存在大量的主觀判斷，為管理層的機會主義行為提供了空間。因此，本文首先研究了商譽減值信息對股價、股票收益率的潛在影響；其次，從盈余管理角度研究了在公司不佳財務狀況下，市場對商譽減值信息質量的識別與判斷；再者，從公司內外部治理機制角度研究了內部控制與外部審計對商譽減值價值相關性的影響。本文的結論如下：

(1)商譽減值信息存在價值相關性，商譽減值信息與股價和股票收益均顯著負相關，表明資本市場中投資人士從其價值毀損的角度來解讀商譽減值信息。通過本文第五章相關性檢驗知，商譽減值與公司股價和股票收益率在 1%的水平上顯著負相關，回歸分析也同樣證實了該結論。具體解讀為：根據本文第二章相關理論可知，基于公允價值計量模式下的商譽減值，代表著公司估計未來潛在現金流入的減少，對于股價具有增量解釋能力；商譽計提減值導致公司當年度凈利潤縮減，這一壞盈余消息往往會給投資者帶來悲觀情緒，進而影響投資者的盈余反應敏感性(表現為股價敏感性)。綜上兩者，隨著上市公司商譽減值計提比例的提高，市場越是接收對于公司未來潛在收益、超額盈利能力下降的信號，最終會導致股價和股票收益率的下降。

(2)財務狀況為利潤虧損的上市公司，其計提的商譽減值依然具有價值相關性，但價值相關性有所降低。由第六章實證分析可知，即使再具有盈余管理動機的不佳財務狀況下，商譽減值信息在 1%水平上顯著影響股價和股票收益率，商譽減值信息對于投資者決策來說依然是有用的。但是，本文在將利潤虧損和商譽減值的交乘項納入到模型后，回歸發現利潤虧損的增加會弱化商譽減值對股價和股票收益率的負向影響。說明商譽減值方法的引入增加了管理層盈余操縱的空間，商譽減值信息的價值相關性有所降低。因為，對于盈余水平太低的公司來說，其扣除商譽減值前凈利潤已為負數，管理層利用一般會計政策調節利潤的手段難以適用，利用擇時加速沖銷減值準備成為了“收益平滑”的不得已之舉。所以，商譽減值在虧損公司并不能完全代表公司潛在盈利能力的下降，上市公司“洗大澡”的盈余管理行為會損害其信息含量，其價值相關性也相應隨之降低。
參考文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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